| 中国问题和解题钥匙 新西兰华人吕柏林著 |
二十六、生存权真相
自邓小平集团开放国门与西方打交道以后，每每遭到人权攻击时，就理直气壮地
甩出“生存权”牌子对抗人权。什么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啦，什么中国人多地
少，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不容易啦，云云。
生存论，即吃饭论，既顶住了西方国家和人权人士的嘴巴，又封住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的嘴巴。还证明了两条歪理：
（一）吃饭权或温饱权，也是人权。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吃饭问题。
然而，最全面列举人权的著作《世界人权宣言》没有吃饭权或温饱权。难道是这
部人类宪法存在漏洞？
不，没有漏洞。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吃饭或温饱问题，一般发生在自然灾害、
战争、战乱年代，或苛政的制度下。在和平的专制社会中，只要政治开明，也不
发生区域性和普遍性的温饱问题。在科技进步的当代，在全民主权稳定的社会，
（一）不会发生内国战争，（二）即使发生自然灾害，也不会发生普遍的吃饭和
温饱问题。因为，全民主权社会，必定是人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只要有人权
制度的保障，就不存在吃饭困难问题。因为。温饱权，被包括在劳动权和社会保
障权里。只要有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温饱就不成为问题。
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中华民族的吃饭问题？或者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解
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事实完全相反。
中华民国在大陆期间，的确不时发生饥荒。但不是制度原因，而是战争和自然灾
害的迭加。在中华封建史上，的确也不时发生饥荒，但不是苛政所致，就是自然
灾害所致。而且在帝王清明时，人民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
中共执政以后，在公社化之前，人民生活可谓丰衣足食。而一实行公社化，立即
发生五、六千万农奴被饿死的灾难。所谓的三分天灾之说，实在是毁林炼铁破坏
的生态环境所引发。灾害并非全国性。笔者老家就根本没发生什么自然灾害，而
且风调雨顺，房前屋后的蔬菜非常高产，也正是这些高产蔬菜救了绝大多数农奴
的命。但农奴照样要采树叶、野草、浮萍、田草充饥，照样水肿，饿死人。“三
自一包”、“四大自由”一出台，已经饿的奄奄一息、吃野菜树叶而严重水肿的
农奴们，立即起死回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一批判，农奴们立即陷入
半饥饿的劳役状态。“全国学大寨”加“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后，更是雪上加
霜，把全国农奴逼上“学大寨，赶大灾，全国农奴迎风摆”的饥寒交迫之路。
在那大寨运动期间，笔者竟天真地想在罪恶制度下改变饥饿的劳役状态，自告奋
勇当生产队长，实行早出工、晚收工和360天的满勤制，并通过偷卖黑市粮一万
斤，得款近三千元，买了台手扶拖拉机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结果是中共最信赖的
贫雇农把我当作中共、当作社会主义，指着我的鼻子控诉道：“无积德啊！无天
理啊！辛辛苦苦跟你干活，一天换不到一斤大米。过去跟地主富农干活，一天可
换十几斤大米，还管三餐干饭、一餐点心。旧社会我靠雇工为生，根本不知道什
么叫饥饿、饥荒。”
我替社会主义制度辩护道：“谁叫我们窝工、怠工，出勤不出力，三突击，两休
息呢？”
但是，实行分田到户即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立即五谷丰登，农奴立即
丰衣足食。而且，农奴的农业劳作不需全年的三个月，年年赋闲八、九个月以上。
虽然中国大陆人均耕地不多且在减少，但是农业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袁隆平的杂
交水稻技术的贡献，加上农奴们的精耕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产量无论是单
产还是总产，都始终在提高，能基本满足人口增长后的吃饱问题。而完成全国耕
地的耕作，因为有了化肥、农药、薄膜、农业机器及其它科技条件，还不需要目
前农业劳动力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看看2000年的稻谷价格吧！官价从93年开始定的早稻每斤五毛一、中晚稻五毛
六，下调到四毛左右，市场也贱到与官价水平。它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产出
的粮食能够自给有余。何况西方国家还千方百计地想把粮食以比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产的粮食成本还便宜的价格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府千方百计地拒绝进口
粮食。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应该存在粮食不足引起的吃饭问题。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确实存在严重的吃饭问题。
所谓的吃饭问题、温饱问题，指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绝对不是城镇人口。因
为，即使国有企业倒闭、破产、变卖，工人下岗、失业，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找
钱发给每月150到200元的失业金、下岗工资，用它买米下锅绝对没有问题。无
米下锅，无油炒菜的事情，绝对不会在城镇居民中发生。
然而，让全国城镇居民粮足肉足的农奴们无论怎样丰收，却必定发生断炊缺油问
题。因为，人均一亩地的农民，即使亩产千斤并全部出卖，所得价款基本被名目
繁多、数不胜数的集资摊派、滥征滥罚所掠夺。何况，生活总要买油盐酱醋，病
伤在所难免，孩子上学是父母的强制性义务，这都要钱。所有这些只能依赖家禽
家畜和打零工收入。一对夫妻两个孩子是当前农奴的基本家庭结构。然而，中小
学的一年学费就是一头猪、一头牛；一张医生处方，小至一只鸡，大至一头猪、
一头牛，甚至是一家的全年收入、多年积蓄。然而，并不是户户养的起牛、年年
出头牛的。没有牛栏，无法养牛；没有本钱，无法养猪。家运不顺、禽畜不旺、
天气不好、病虫为害呢？再碰上假冒伪劣农药、种子、化肥呢？而天气则变幻莫
测、病虫害则防不胜防、假冒伪劣商品则充满市场。
因而，别说大西北干旱地区，就是鱼米之乡的笔者老家──福建省龙岩地区，长
期普遍地存在农奴不能温饱的问题。在90年代的贫困调查中，在粮区长汀县的只
有几户人家的一个小山村里，有户人家住在用杉树皮、茅草搭盖的草寮中，勤劳
的夫妻俩只有一套破衣裳轮流用作出门遮羞衣，两个孩子也是衣不蔽体。难得卖
一块肥猪肉则当作十天半月的炒菜油料，盛在当冰箱用的竹筒中，用于炒菜时的
抹锅。
本来，山区地多，粮食不愁；山产多，花钱不愁──随便砍根毛竹、扛根木头，
也能换件衣服，或一墟用的油盐酱醋。只要勤劳，温饱根本不成问题。历史上，
山区农民从来没有发生过饥饿问题。何况，山区没有旱涝之灾，有种就有收；空
气新鲜，疾病少，又是天然的传染病隔离区，人与家禽家畜健康生长区；万一得
伤病，随地是治伤病的草药采掘区；下溪可抓鱼鳖，进林可捕禽兽、可采山珍；
更无台风、暴雨、海啸的平原灾、近海难。所以，依山而居是仙居；依山为人是
仙人。中华民族祖先正是发现了依山而居的优越性，才定山人为“仙”字。所
以，自古以来，山区，是智民选择居住的首选居地，是不怕劳动的勤劳人过仙人
生活的仙境。是近代科技进步、工业发展把山区的优势比了下去，更是中共制造
城乡海峡、农奴制度，把仙人治理成山牛，把仙境改造成地狱，令仙民一直遭受
饥寒的交迫威胁。导致从来没有温饱问题的问题，长期成为山区农民的生死攸关
的生存问题。
要知道，上述的这户人家不是一般农奴，不是曾经的四类分子，也没有因为超生
和违反其他计划生育规定而遭受打砸抢烧征罚的惩罚。而是一位早年为革命献身
的烈士后代，烈士的名字仍然展在长汀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无声地进行着革命
传统教育。
他万万想不到他为之献身的革命是革掉自由、置子孙于奴隶境地的革命。如果他
在阴间有灵，一定在为自己的偏信而痛哭，为自己的罪恶而忏悔，羞于享受烈士
的香火而逃避。如果他能再生，一定叛党起义，砸碎万恶的奴隶制度。
类似的贫困农奴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为什么政府年年拨款加派工作队
抓扶贫、奔小康，反而越扶越贫、越奔越困呢？为什么生产粮食和肉品的农奴会
贫困到无米下锅、无油炒菜呢？
因为集资摊派越来越重，因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压迫和剥削越来越重，
因为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主要农产品没有市场。2000年的粮价与其他各种农、
副产品的大滑坡，滑到七十年代的水平，就几乎使所有守在耕地里的农民脱富致
贫、贫上加贫。请问，即使政府把去年的所有财政用于弥补去年农产品价格滑坡
导致农民减少收入的大地陷，够吗？然而，又可能吗？
自由，包括劳动自由、市场自由在内的自由制度，永远是任何国家脱贫的最神处
方。管制就业、管制市场的社会，一定是越扶贫越贫困，越扶贫，贫困户越多的
社会。
再说人均耕地，日本、台湾绝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少的多，单位粮食产量也绝对
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低的多，新加坡简直无耕地可言。难道这些国家的温饱成了天
大问题？
如果没有集资摊派，没有越来越重的集资摊派，相信绝大多数农村的温饱问题不
会太大。
如果废除集体土地所有制和户口管制，废除城乡身份差别制，废除劳动法对农奴
进城找工的限制……一句话，恢复中华民国自由平等的公民制度，相信根本不存
在贫困村、贫困乡、贫困县和贫困地区。
如果废除农奴制度，让全国公民象日本、台湾公民一样享受人权，开放粮食市
场，相信人口密度比日本、台湾小的多、人均耕地多的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
不存在生存权问题。
如果实行城市化，将农村住宅占地腾出改作耕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耕地将不知
增加多少，再容纳几亿人也不成吃饭问题。城市化不仅解决生存权，还迎刃而解
一大堆社会难题，诸如“屡禁不止”的集资摊派、永无竣工希望的希望工程，诸
如农村教育、扫盲、医疗、交通、通讯、电力等等的落后问题，封山育林和保护
生态环境的难题。
如果早就实行人权制度，相信不知有多少的袁隆平问世。如果继续坚持专政和腐
败，即使再冒几百个袁隆平，也解决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奴的温饱问题。
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即使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大一倍耕地，也永远存在农奴的贫
困问题；只要实行人权制度，即使缩小一倍耕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存在生存
权问题。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政权人──中共核心，不是不懂得这么简单的解题方
法。它所以坚持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一手制造贫困、一手扶贫的机
会，从而获得充当农奴救星的借口、对抗人权攻击的挡箭牌，从而获得专政与腐
败的坚持权。
连农村人口的生存权都剥夺殆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哪来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