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有福利吗？──为刘晓波的“农民福利说”注脚

                  一

在公社化时代，农民有福利吗？刘晓波认为有，只是“也没有国家完全免费供应的社会福
利保障，而只能依靠生产队的收成好坏来决定”。意思是说农民也有部分国家免费供应的
福利保障，至少有收成好的生产队给农民提供免费福利保障。然而，农民实无丝毫的福
利，不论是“国家”还是集体，都没有提供。由于此话不是私下的言论，而是出现在面向
世界华人的著作《农民与政治改革》中，以为有必要借机说明一下。但愿这个说明不会损
害刘晓波著作应有的社会作用，而是相反。

生产队的收成决定的是平均口粮和劳动工资：粮食总收成扣除征购粮（公粮──即农业税
和统购粮的合称）、“爱国粮”（强制收购）、“余粮”（根本不存在，即使分光收成的
全部粮食还得瓜菜代、水代──煮稀饭以满足肚子一时之饱的需要，但政府不管你有没有
余粮，都得交售）、养大队公社两级干部而必抽的两级政权公益粮、公积粮、储备粮，再
扣生产队必需留足的种子粮、饲料粮、添置农具粮、耕牛粮、公积粮、机动粮，剩下的才
是生产队有权分配的口粮和劳动带粮。口粮和劳动带粮的比例有7：3、8：2、9：1等，比
例取决于生产队干部中大多数家庭的劳动力多寡。如果劳动力多的干部占多数，劳动带粮
的比值就取的大些，反之就取得小些。作为全队的口粮按人口均分，作为全队的劳动带粮
按全队全年总劳动工分平均计算。口粮和劳动带粮的计价以政府规定的统购价为准。分红
是将交售统购粮、爱国粮、余粮的款额和口粮、劳动粮的折价款连同其他副业收入，扣除
所有成本、贷款利息后，按工分均分，记在账上，从来没有一分的现金。

会计根据如此计算后，就得出哪家是欠粮款户，哪家是余粮款户。一般地，劳动力多的家
庭是余粮款户，劳动力少和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便是欠粮款户。由于拗口，分别简称为欠粮
户、余粮户。实际上，一大二公的公社化时代，没有一户是余粮户。

按道理，年终分红结算后，欠粮款户要交清缺粮款以付余粮款户的余粮款。一年清一次
账，一年付一次工资，已经是古今中外最仁慈宽容的“工人”了。然而，一年到头谁都是
困在田里当泥牛、田鼠，哪来的现金清欠？口粮不分给人家会饿死人，生产队员不是宗亲
就是邻里，谁也不敢主张冻结已经少的可怜、只够拖延生命的挂点滴式的口粮。于是，欠
款只好记账。余粮款户只能被迫放弃向欠粮款户扣押欠粮款户粮食以索款的民事债权，债
权也就只能体现在会计账上，以光荣自慰。因余欠是偿还无期的工资账，只能通过家庭人
口与劳力的自然增减规律，在会计账上加加减减，往复循环。本来有点光荣感的债权人，
经过会计账簿的流水运作，会潭变滩，滩变潭，正数变成负数，债权变成债务，光荣户变
成耻辱户。也有扣押口粮的生产队，那是对待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弱少、户主在城镇赚工
薪的缺粮款户，以此勒索他们的欠款。

既然一年三百六十天困在地里田头的劳役，只能获得不能兑现的债权，集体劳动还有什么
价值？于是，出勤不出力便成为不可遏制的集体劳动状态。

既然终年的集体劳役不能为任何一个成员提供肚子的满足，政府又网开一孔地给农奴以自
留地耕作权，为什么就不能在自留地上多下点功夫？既然养家禽家畜不算犯法，还是为城
镇提供奶肉的唯一方法，为什么就不能养好养多一点家禽家畜以换买盐油酱醋的零钱？既
然可以从自留地耕作中争得城镇人不屑一顾的瓜菜代粮的好处，也能从家禽家畜养殖中挣
点城镇人买冰棒零食的钱以购买盐油酱醋，多余的时间为什么就不能搞点手工业？在“支
持城镇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换点给孩子买铅笔、纸张的钱以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
于是，“三突击”（早中晚突击干小私有的活）、“两休息”（延长上午与下午的工间休
息时间）加上抱着锄头“喂奶”的窝工、怠工现象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生产队农奴的出勤习
惯。

然而，“三突击”、“两休息”并没有减少降低农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大厦“贡献”
砖瓦的质和量。因为，“两休息”只是降低工效，全年困在耕地上的时间足以满足那点耕
地所需的集体农业生产的劳动量。因此，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两休息”而减产减收。“三
突击”虽然是主观为自我的生存突击，客观上却因为起早摸黑，挑灯夜干手工业，为城镇
天堂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额外的物质保障。因此，农奴在集体劳动中的怠工、偷懒完全
不同于工人阶级的怠工、偷懒──工人阶级是在吃“皇粮”的上班时间怠工、偷懒，从而
减少了根据“按劳付酬”规定应当产出的产量。

不过，英明的党中央很快发现农奴在长“猪本主义尾巴”──官方称为“资本主义尾
巴”，不切除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形成“小资产阶级”，非切不可。对“资本主义尾
巴”一词，农奴颇有异议，又不能说出来，只好装着发音不准而称为“猪本主义尾巴”。
其实“猪本主义尾巴”也不达义，只是“资与猪”谐音而权且称之而已。因为，家猪具有
被养的待遇，不用自己找食物充饥，农奴则没有家猪的生存待遇，得象野猪一样自己找
食，却又没有野猪自由于山野、自生自灭的好命。没有家猪的待遇，又没有野猪的自由；
既要象野猪一样自己找食求生，又要象牛马一样劳役，更要象家猪一样挨宰，实在找不出
能够表达农奴生存与待遇的词汇了，只好权且以“猪本主义尾巴”替代之。为切除“猪本
主义尾巴”，党中央立即刮起“农业学大寨”的狂风，大砍所有的“小私有”──限制果
树于三棵之内，缩小自留地于三厘之内，限所有家庭小手工业产品交生产队集体出售，由
队里记工分；限所有工匠将所赚的钱交给生产队，由队里记工分。就连在家门口的冬闲田
里搞一块突出水面的种蒜葱用的巴掌地也被认定为必须以消灭方式解放的“台湾岛”，就
连生产队为搞现金而偷种政府大量收购的十来亩地荆芥药材，在刚冒芽时被发现，工作队
便率大队干部、党团员放火烧掉盖在畦上的草被，这对于农奴来说，无异于曹军惨败于火
烧赤壁……。然而，所有这些还能被农奴们忍受，无非是雪上加霜，更饿更穷而已，最惨
的是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典型的农奴——挨批挨斗，为不挨饿反而伤于饥饿，残于饥饿、
死于非命。于是，大砍“猪本主义尾巴”的结果，不但导致某些果树在当地绝种（如我老
家的甜赛密梨的青皮雅梨），而且形成“学大寨，赶大灾，走起路来迎风摆”的神州最大
风景线。

养猪是生产队农奴指望进财的唯一最大的希望，杀猪、卖猪便成为农奴的最大事件，也
是队干部决定该猪如何死得其所的事件：是为城镇人牺牲？还是为农奴牺牲提供开荤、
打牙祭的机会？是卖给政府还是让农奴屠宰。要是政府派购任务没有完成，对不起，“
国家第一”、“城镇优先”，队长只能强咽口水而大义凛然地批示将猪送往生猪收购
站。“卖”给收购站的价格低的可怜，一百斤的毛猪才值五十多元，只比买猪苗的成本
多一点。也就是说，农奴是将差不多一年的养猪劳务、医疗费和其它成本“奉献”给城
镇居民，使得城镇居民能以每斤七八毛钱的廉价享受“社会主义就是好”的优越性，高
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赞歌，当然还有一斤一毛四的精细大米、几毛钱一斤
的禽肉禽蛋和鱼虾等等保证优惠供应的农奴血肉。

如果经审查该猪可以为农奴牺牲，又有为队里农奴牺牲还是为队外农奴牺牲的两种情况。
余粮款户杀猪可以外卖，但既要七审八批，又要象小偷一样偷着把在队里村里卖剩的肉摆
到路头、市边，东张西望地警惕着是否出现以没收式抢劫的市管会人影。

缺粮款户的猪只能为队里的农奴牺牲，他们除了拥有花钱获得屠杀许可的“权利”外，就
是当“杨白劳”的权利。为此，队干部必须毫不留情地当起“黄世仁”：队长、会计、出
纳必须以债主的身分坐在猪案头上，拿着根据会计账作出的分肉方案分配猪肉。为此，队
干部必须在所杀的猪在开膛前到位。因为杀猪日子一般选在逢墟天，即赶集天，这是因为
杀猪户都希望有余肉上市卖现金，故杀猪都在凌晨两三点钟，队干部必须在天亮前赶到该
户，甚至听到死刑猪的嚎叫声就得起床准备。

在让余粮款户优先按黑市价分几斤肉回去抵账外，余下的肉便是欠粮款户清偿他所赊欠的
猪肉账，和赊欠给缺粮款户的记账肉。杀猪户主虽然不愿意被赊欠，但都是低头不见抬头
见的宗亲、邻居、社员，都是几个月不知肉滋味的难兄难弟，不可能不给赊欠之面请。何
况自己都有同样不光彩的赊欠历史。杀猪户能剩几斤肉外卖，取决于队里余粮款户舍不舍
得吃肉，也取决于杀猪户与余粮款户的感情，商量、求情的好，剩肉就多一点。还取决于
他有没有赊欠他人的猪肉账，还取决来于这头猪的大小。（有的队干脆就是分肉，你杀猪
时，分两斤给我，我杀猪时还你两斤，与轮流赊欠吃肉的“买卖”没有多大区别）。要是
猪不够大，往往只能剩下几斤最没油分而卖不了好价钱的脖子肉、几根骨头和不得出卖的
一盆猪血。这就是“大锅饭”的集中营时代，余粮款户偿到劳动力多而成为“黄世仁”债
主的难得机会。

由于杀猪是农奴的一件大“收入”之喜事，必须有福同享。尽管从成本核算看，家庭养一
头两头猪几乎无利可言，农奴称之为积零钱。所谓积零钱，是指劳务上累积全家老幼的零
碎劳务，在饲料上既利用了烂菜叶和泔水，又将可以上市换点小钱的谷皮米糠甚至自己舍
不得吃的杂粮和碎米累积于猪身上，还农家积累所需的猪肥，交给队里赚大笔的工分──
一头猪相当于半个劳动力一年所得的工分，因为，人畜粪是农作物的主要肥料，化肥供应
既限量又昂贵，而农村不象郊区可以免费或低价得到城镇人的粪便垃圾下田。若扣除所有
成本计算的工钱实不如到队里赚工分。但是，不合算也得养，至少猪帮人将黄烂菜叶和洗
锅水转换成猪肉，转换成钱。犹如农奴明知养鸡更不合算也要养鸡一样：农谚说斤鸡斗
米，但是，不养鸡以清除掉在饭桌下的饭菜、消化房前屋后路边田野的杂草转化成的禽肉
禽蛋，油盐酱醋就更没来源。所以，农奴把杀猪叫倒钱筒。倒钱筒是农奴家难逢的财事，
必须让队里队外的奴友分享，于是杀猪户就煮一大锅芥菜汤，一盆盆地分出，上头盖两片
猪脖子肉和几小块猪血，分送队里的每户人家和队外的邻居朋友，让大家分享难得一尝的
肉味血味。

这，就是农奴难得的“福利”，是“农奴共惨主义”的福利，但不是来自“国家”，来自
集体，而是农奴处理邻里关系、表达相濡以沫感情的互利。以至当时（在1973年前后），
我读了《参考消息》配合批修而报道的《苏修“星期三无肉日”》的消息后，我突发傻
想，要是中国也搞修正主义多好啊？这个傻想也只有作为有点文化的农奴才会有，城镇居
民可不会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他们没有产生这种想法的条件，反而认为修正主义确实可
怕：社会主义虽然限量供应的肉蛋类，却有天天供应的保障。他们只要舍得花工资吃黑市
肉，根本不存在无肉日的问题。甚至只须将吃不完的粮票出卖给农奴（农奴进城看病办事
吃饭店所必需），就能换好多肉。以至农奴进城到荣居城镇的亲戚家做客，用餐时尽管主
人一再真诚地劝他们多吃肉少吃菜，而不识时务的农奴客却偏偏强咽口水客气地少吃肉多
吃菜，过后便被城镇亲戚在背后戳脊梁骨说“农民没修养”。因为，肉类，比菜便宜；肉
类，他们早已吃腻。

若剩肉较多，还得给主要亲戚送个半斤一斤的肉分享。待到“分配”完毕，杀猪户差不多
就剩下最有价值的半片板油了。骨头的吃法也不象城镇人那样熬汤剔肉吸髓，那太奢侈！
农奴们是将骨头捣碎如泥，加上盐巴腌着，代替猪油用──勾一点放在菜中熬煮，成了真
正吃猪不吐骨头的“野蛮”一族。所以，名声是杀猪进财，实际上以猪抵债，猪去财空，
连肉都没吃过瘾一次。

在生产队时代，无论是缺粮户还是余粮户都很受气。劳动力多的家庭成员常常找人口多劳
动力少造成的欠粮户出气，动不动就骂他们“靠人养”。欠粮款户、劳动力少和无劳动力
的家人只能泪往肚里吞，气往肺里压──谁养谁啊，那点地分给我，一年累积不用三个月
就完了，哪需要全年赖在田地里赚工分？后来分田单干的事实证明了谁也不养谁。每逢分
稻谷让农奴自晒时（因为天气、仓容、晒谷场等原因，生产队往往是当天就将收割的稻谷
分给社员，让社员自己去晒干，再“踊跃”地饿着肚子挑去交售给政府强要的征购粮等“
国家”粮，要是粮站检验人员苛刻，还要好几回地挑回来重晒再挑去交售。剩下的为口粮
和劳动带粮，社员自晒又引发湿谷折干谷的折数争议与协商），如果欠粮款户早点到堆谷
场，有人骂你：做活都不来，分粮这么积极。因此造成欠粮款户在分晒稻谷时往往不敢早
到，需要队干部喊话几遍才敢去。这样，队干部和劳动力多的家庭成员又会乘机出怨气骂
人：干活不来，白送你稻谷又要当神佛地让人家三求四请，横呼直号……

农民除了生产队自产的粮食等实物分配外，再也没有任何钱物了。哪来的钱物当福利呢？
至于折腾没几年就散架的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经费全部由生产队会计从账上对社员
硬扣，是强制性的自费医疗。而这样的医疗服务水平，多半是农村中小学挨不到毕业的
人，送到乡保健院、县医院培训几个月后就回村手持“一根银针一把草”地为农奴救死扶
伤的水平，往往是不治病反而致病的服务水平。即使将这算成集体福利，免费送给城镇人
也不要，甚至被当成江湖骗医扭送公安局。然而，农奴的命就这么贱。好在瓜菜、野菜本
身就是防治疾病的草药，正是：践草自有贱生力，农奴自有农奴命。不然，要是农奴的体
质都象城镇人那样弱不禁风，打个哈欠就往医院跑，大包大包地领药，农奴怎么活呀！这
也许是天帝预先安排好的生命力和生态环境吧！

生产队的粮钱收入，不管怎样分、怎么算，都只是相当低的工值，10分工也就是几毛钱，
多数情况是一天工值值不了一斤黑市大米，甚至不值城镇居民享用的一包最低档卷烟，而
且只呆在账上，全是呆账，因而连一包烟厂用烟叶叶茎、叶碎和最低级的烟叶包成的8分
钱一包的经济牌卷烟都买不起，以至要是有农奴买一包这样的城市支援农村、工人阶级关
心农奴而扫回到农村的垃圾卷烟，就会被人怀疑是不是又偷偷搞了一次投机倒把或偷偷割
了条“猪本主义尾巴”发了横财。较之工人阶级，农奴名誉上的工分值，仅仅是当时城镇
工人每月兑现的最低工资的几分之一，实际的劳动值不足城镇居民稳定享受的定量供应大
米的一半价值。而工人阶级的收入是除了工资，还有廉价的粮、油、肉及种种副食品供
应。所以，种粮的瓜菜代，养猪的没油菜，所有的农奴毫无温饱可言。如果年成不好，农
奴就更惨了。本来完全不存在的温饱权全部被政虎剥夺，源源不断地送给城镇天堂的居
民。因此，农奴真正养的是所有的城镇居民。

至于农村五保户的生存粮，或直接参加生产队劳役，获得口粮，或由生产大队从各生产队
中抽出的公益粮中按全大队平均口粮值供给；他们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只在他们无力自付
或其遗产不足承担时，才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报销，不是来自“国家”，也与生产队的收
成好坏毫无关系。


            二


顺便讲一下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待遇。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叫受罪、变相劳改，写了很
多的受罪文字以控诉毛泽东集团的罪恶。然而极少见到舞文弄墨的回城知识青年顺带写点
反映农民的苦难，更不用说专文替农奴控诉苦难了。

所谓的知识青年，一大部分是连小学、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半文盲，最高文化也就是高中毕
业。安排到我老家的知识青年来自福建晋江安海镇。他们刚来时，轰轰烈烈，多挟着红卫
兵的战斗气焰，打砸抢的革命精神，面露傲视一切的神气，内藏无处发泄的怨气，成群结
伙地活动，经常地偷鸡摸狗，损害村民已经非常可怜的财产。在我村里就发生了个较大的
事件，即插在第六生产队的几个知识青年，在烧完贫下中农欢迎他们来插队时送给的柴火
后，不上山砍柴薪，竟然要把村边的几棵大炼钢铁时幸存的大松树砍掉当柴火。由于那几
棵树是被村民作为风水树看护的，几经相劝，他们执意孤行。引起同队农奴的愤怒。正在
他们挥斧初砍时，农奴们只好绰起锄头、耙子赶去吓唬，差点发生械斗。这是插到我村里
的知识青年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有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性质的被教育行动──至于给
知青记工分，不仅同工同酬，贫下中农还唯恐被戴上“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而记给并
未所值的分数。

谈到砍树，就不能不回顾我老家在毁林炼铁前的林业、农业状况。在我老家──福建省漳
平市永福镇毁林炼铁前无山不披原始森林，高龄的松杉杂树都是环抱不过来的参天大树。
“解放”前又是个闻名闽西南的粮仓，被称为“永福谷子适中银”──永福乡余粮多，相
邻的龙岩市适中乡会做生意的人多而存银多。实际上，永福不仅余粮多，鱼虾也丰富，因
为山青林密，清泉满流于溪溪河河，田里、沟里、塘里、河里，无处不鱼虾成群地漫游
着。因为从无旱涝之灾，也就从未有过吃饭问题。生活水准的高低就看你是想当富人的
富农，还是相当雇农。想成富农，除了起早摸黑外，还得三餐米饭配杂粮；当雇农，除了
思想上轻松如“扛根竹篙走直路”般的被雇请外，餐餐是雇主提供的大米干饭配肉菜，一
天工资约为10～20斤大米或等价的工钱，不比自己开荒种地的收入差很多，又没有何时插
秧、何时耘草、天晴干啥、下雨干啥、湿谷哪里晒、无天晒不干怎么办的等等操劳。绝大
多数富农是在自己家人实在忙不过来时才雇请人做工的，而在农事稍闲时也要当雇工，根
本不是穿着长袍拄着手杖巡视监工的情形，也不可能发生“半夜鸡叫”的故事，因为雇农
有选择雇主的权力和大量机会。故我老家传说着许多富农在当地与外地的农忙季节差期
间，到外地当插秧雇工、耘草雇工、割禾雇工、挑担雇工等等故事，也流传着许多外地富
农到我老家当雇工的故事。因为，在万恶的“旧社会”，大富靠横财，小富靠勤俭，横财
可遇不可求，能否勤俭则在个人意志。因此，不勤不俭就没法娶好媳妇起楼建厝。俗话是
念作“未曾有，不敢娶媳妇；未曾富，不能起大厝”。为着“有”和“富”，农民比着勤
力地劳作，比着朴素节俭地生活，以致米筒不时地被偷偷地锯短，令三餐做饭的家庭主妇
莫明其妙放筒数一样多的大米下锅而饭量却越煮越不够吃，以至隔一段时间，标准为一筒
12市两的米筒会成为不足10市两的米筒；以致过年加工年糕时，贫雇农一律加糖，富农中
有的则做两种年糕：一种作待客用的甜年糕，一种为自我招待的以盐代糖的咸年糕；以致
贫雇农上市买猪肉是赶大早赴墟、大吊大吊地光明正大地提回家，而地富们则专挑收市时
间去挑拣便宜肉，并象小偷似的放在篮底、盖上菜叶以瞒路人的眼光，回避“小气”“吝
啬”“守财奴”的当场嘲笑；以致“勤，肚撑；懒，吞涎”的勤懒饱饥规律，演化成“勤
俭，吃饭配豆酱；懒奢，吃饭配豆干”的新消费规律。所以，“解放”后，最惨的不是贫
下中农，而是在旧社会勤劳节俭致富而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旧社会富农，就因为他们
勤俭积点钱盖了厝、置了一片地产的“罪恶”，不被枪毙，也得挨批斗终身。勤俭，本是
五千年中华文化脉脉相传的美德，谁知道走到二十世纪中叶被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所颠倒：
地富因勤俭建业而罹难，雇农因及时享受而有命。因地理气候特殊的缘故，那时，有人描
述永福人是“如仙在半空，只种一大冬（单晚稻），收了大冬稻，没事抱火笼”。这是因
为，永福盆地海拔800米，四周群山环抱，最高达1300多米。虽然地处纬度上的亚热带，
却是高度上的寒带，收割大冬稻时（寒露时节）必须常常破冰下田，田边烧篝火抗寒。到
上世纪的60年代，还差不多保持着收割季节时天寒地冻的气候。后来就河流水位不断下
降，鱼虾逐渐绝迹，气候变暖变热，进入无霜无雪期，现在的径流量可能只有那时的几十
分之一。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期，永福镇曾出现一帮横行霸道的知识青年：进影剧院不买票，街
上看到地摊上感兴趣的东西，拿了就走；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是拳脚相待。他们的横行恶
迹，激起当地青年的无比愤怒，又敢怒不敢言，更不敢当场教训，因为，那是严重“破坏
上山下乡”的犯罪。后来，他们又在电影院看电影时无理取闹，终被当地一帮青年乘机狠
狠地揍了一顿。从此，尝到贫下中农不好欺负味道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敢再在当地为
非作歹。除了这样的迫不得已而发生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再也没有发生过毛泽东集团
号召过的任何形式的“再教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集团在收拾文革武斗残局时，因无法解决城镇青年就业，无
法改善城镇相当恶化的社会治安，而把城镇包袱转嫁给农村的恶作剧。由于知识青年没有
技术，几乎没有给农村农民带来任何利益。相反，只给农村加重负担。比如，耕地的产量
没有因为知识青年的插队落户而增产，却多了一帮知识青年来分地（自留地）、分红、分
粮──最初几年他们的口粮由政府保证供给每月30多斤，后来则参与生产队分配，生产队
分的品粮达不到政府规定标准的部分由政府补足，因而，下山下乡知识青年始终比农奴口
粮多达一至四倍。在农民眼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存在吃不饱的问题。在毛泽东收到
李庆霖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如何穷困到没钱理头发的信并批示“此事宜统筹解决”
后，他们更有当地政府的若干补助。农村中难得的几个民办、代课教师、加工厂等临时岗
位，本可由“回乡知识青年”填充，却都让他们抢去了。“回乡知识青年”是农村的中学
毕业生不甘于农奴地位又要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地位比高低而冒出的聊以自慰的说法。

离开天堂般的城镇，离开父母、离开家庭、离开恋人，中断学业，而打着背包上山下乡到
偏乡僻壤，与穷困与伍，与泥巴对话，为了能及早登陆百里挑一的招工、招干或工农兵学
员的推荐名单，必须装出在重活累活苦活险活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表现，笑送钱
物色情行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的表情，固然是天大的悲哀！但是，农村人终身当牛当马
当猪当羊当果树，难道就幸运？要知道，每当我们看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经常收到一包包
从城里寄来的食品、衣服包裹时，就会羡慕、感叹不已；每当生产队逢农忙时节开大锅饭
（菜自带），知识青年的种种罐头作菜和有油水的炒菜会令我们垂涎三尺。看到他们经常
自由自在地回城并带来一大包一大包的海味、衣服等，实在令我们大喊天帝公心何在！

我，沾着家父在乡卫生院当财会员工有工资领的光荣，在村里属于富贵一族。然而，我也
只能把院长可怜我父亲穷困而准备扔的一堆破鞋愉快地穿着走村串户，令同村的青年羡慕
不已；也只能把凭着家母是大队妇联干部的面子开后门以一条五毛钱的便宜价买得的日本
尿素外包装的尼龙袋，染成黑色缝制成背心穿着下田，让知识青年笑我帮日本尿素厂做广
告（染质不高，下水后，“日本尿素”便清晰可见），虽然他们也知道日本尿素是供不应
求的抢手肥料。但是，我不在乎讽剌而在乎它的实用价值，简单的成本计算已令我自豪不
已：比那些买蚊账纱布做背心的奴兄奴弟，比那些连蚊账纱布都买不起而只能在夏秋季节
穿着破而厚重衣服的奴伯奴叔，我的尿素背心明显省钱省布票又耐穿。何况，它还是具有
较高奴位的象征，较强奴势的符号。

凭什么叫农村居民养城镇居民啊？城镇居民的身分凭什么比农村居民高贵几等啊？中华人
民共和国怎么就没有农村人的共和股份啊？这是当时我心中最简单又得不到回答的问题。
我曾问我敬重的一直到他过世都给我很多教益的有知识有修养的四类分子──我的邻居，
反革命分子。他只说，入公社时农民以所有土地农具入股都得不到一厘股权，你没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一分股金，怎么会有共和股份呢？并训我千万不可再向任何人提这问题，以
至这问题成为长期闷在我心里的难题。反革命？他什么也没反，不过是在“解放”前加入
了三青团，就因此受到残酷的属于真正反革命分子才可能享有的专政待遇：除了和我们贫
下中农一样劳役外，就是经常挨批斗，直到1976年的临死前。要知道，三青团，是个当时
任何有热血的爱国学生都可能加入的组织啊！提出“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是国共两党一致
共认的国父啊！试想，如果哪一天农奴推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有无罪行就将所有加
入过共青团、共产党的人判成罪犯、发送劳改场，是不是毫无天理可言啊？尽管在和平时
期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与国难当头期间加入三青团组织的动机完全不同。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很快掀起了控诉上山下乡罪恶的文学创作高潮。遗憾的是，
接受了农奴养育之恩，了解了农奴苦难，也与农奴结下了友谊的知识青年笔杆子，除了愤
怒自己的遭遇外，几乎没有人为农奴的苦难而控诉。他们不厌其烦地和着“干部下放是变
相劳改”的论调，重复地控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苦难，可就是没有人替
农民说一句公道话。好象农奴是劳改他们的监警狱卒。然而，他们并非不知道，农村是囚
禁农奴的露天监狱，农奴是毫无待遇的劳改罪犯：出生地是他们的终身监狱，无期徒刑是
他们的终身待遇；野生动物般的谋生手段是他们的“天赋”人权，野生植物般的呆在原地
是他们的“天赋”自由；过去任人集中劳改是他们的解放，后来任人集资摊派是他们的福
利。

这种被捆在一起受穷受罪的社会形态，在“解放”前的历史长河中何时出现过？难道马克
思主义者指鹿为马的“奴隶社会”中的尧天舜日，有过这样的奴隶社会形态，或者有过如
此残酷的社会形态？

也许刘晓波所说的收成好的集体是指城镇郊区的农户集体，然而，那是城镇天堂阴影可覆
盖到的专政特区，许多法律都有特别的规定，从来就与通常意义的农村存在着很大的区
别。如今，几乎所有的城镇郊区居民生活可与当地城镇居民比高低。郊区之于农村，犹如
深圳等经济特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小城市不可比一样。为此建议，只有下过乡、尚未
深入了解“三农”的刘晓波，在为农奴控诉苦难之前，深入调研“三农”，以发出农奴真
正的心音。

如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代为自己的不幸身世编了一个泄愤的顺口溜：他们是“毛泽
东时代下乡，邓小平时代下海，江泽民时代下岗”的三下一辈。可是，要知道，即使你们
下岗、失业，仍有伸手可得的“失业金”、“下岗补助”。游个行，喊个口号，就能轻易
地获得“特困户”的待遇，方方面面的援助。可是，“三下人”中，谁为比你们更加不幸
的农奴、温饱不如坐牢的农奴说一句同情话呢？

所以不同情，是因为没良心。他们明知集资摊派是扎向瘦弱农奴身上的抽血针筒，但是，
深知农奴苦难的“三下”一辈中，就有先后在权位上的老知识青年，为集资摊派农奴财产
积极地设计、创造、生产、利用这样的抽血针筒，更有为着没有止境的公款吃喝玩游淫而
不遗余力地加大抽血剂量，更有为着个人的保官和升迁的行贿需要而放肆地向农奴抽血，
以建设名为人民实为创贿的种种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他们明知农村是苦难无边的苦
海，却各显神通，积极地在苦海周围加强封锁工事，为加固农村监狱无私地奉献设计智
慧、改建图纸。当然，没良心者，不止于“三下”一辈中，也包括逃离农村监狱的农奴子
女中，他们一上城镇高岸，就忘了同患难的父老乡亲，以得志就猖狂的恶性，积极配合专
政集团的意志，杀回农村，欺负患难中的父老乡亲。

（2002.2.27.）

 附：   刘晓波   农民与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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