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四条人命的背后——中国农民沦为干部的债务奴隶？
| 按： 从四条人命到监利县全体农民的悲惨命运，作者和记者归结为四个原因。但四个 原因均非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奴隶制度：奴隶没有任 何政治权力，奴隶主集团和专政打手才敢于不把农民当人看；没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把农村人口的人权剥夺的干干净净，专政打手决不敢草菅农村人口的财产权、 自由权、健康权、生命权；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并保护的腐败制度导致财政 收入不够腐败，县乡村的干部就没有必要采用犯罪手段滥抽农奴血汗以偿还腐败 债务。 在虚构的黄世仁和杨白劳的故事中，黄世仁的债权是他私有的合法债权，杨白劳 的债务是他的合法债务，不论以当时的法律制度看，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 律制度看。黄世仁的不仁在于要将漂亮的杨白劳的女儿抓去抵债。可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农民欠乡村干部什么债呢？整个专政队伍的腐败债凭什么要农民来承 担呢？然而，没有农民的血汗作为腐败资源，专政队伍又哪来的腐败福呢？ 县里的领导同志，怎么可能“对下面干部收钱截留还债不明底细”？只要清楚腐 败消费的底细，他们就清楚下面必须采取种种犯罪手段集资摊派。别说县里的领 导同志明白，江核心也非常明白。 中央三申五令减轻农民负担始自80年代初，结果是农民负担越减越重，千万别以 为中央是真的关心农民负担的，千万别以为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是下面搞的。中央 的三申五令是演戏，是掩护下面滥惩乱罚、蒙骗民众的欺世惑众──有心维护农 民利益，根本用不着三申五令，一个令足也──只要下令把新闻舆论的监督权力 还给人民即可。 农民根本不存在什么合理负担的问题，除了法定的税费，任何收费都是非法。何 况法定的税费本身就存在天大的不合理：强制100%的全国耕地和80%的全国劳动 力务农，即使存在公平自由的市场，农产品也必然贱价无比，何况没有自由公平 的市场可言，更加政府强制执行只有掠夺意义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政府的宏观调 控价格。 什么黑政化？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没有民主原则的组织 就是黑社会，不执行民主原则的政权就是黑社会。不论中共在野时还是执政后， 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对党外，中共从来就没实行过民主原则。没有民主原则，就没 有丝毫人权，只有专政权和被专政权、奴役权和奴隶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 共产党专政中华民族的“国家”化政权，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地道的、标准 的黑社会，是比在野的黑社会更黑的黑社会！ |
湖北省监利县，因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熔基总理写信，为农民请命，而闻名一时。
当事人李昌平因此而丢官卸任，南下广东。在当地轰轰烈烈的整改运动大报“监利经验”
的同时，三个月内，有四位农民因不堪税费的重压和干部的暴力压榨，在乡镇政府的大门
前含恨自杀。在一个中央、省领导特别关注的地方，竟然在三个月内死了四条人命，农民
究竟面临著什么样的处境？
一个中央级大报的记者为此写的内参，可以回答这个疑问。
一、干部作风恶劣是直接原因；
据了解，监利县动不动就是关、押、打、罚农民是从1989年开始的，发原于当时的城郊
乡。城郊乡政府有一个“黑屋”，各个管理区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击抗粮抗款的坏
分子的“纠察队”，直属乡主要领导的指挥，备有橡皮棍、电棍、手铐等警具。城郊乡的
“小黑屋”因关押过一个特殊的“抗粮抗款的坏分子”——县人大某主任的外甥而名震全
县，一时间也让全县上下“抗粮抗款的坏分子”闻风丧胆，制造了很多“冤案”。
虽然城郊乡的“小黑屋”在上级人大和检察机关的干预下撤除，但没有一个干部因此受到
处分，相反城郊乡的领导同志还荣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县的“小黑屋”如雨后春笋
般发展起来，几乎是每个乡的各个管理区都有了，甚至有的村里也搞“小黑屋”。
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
在监利，让农民下跪是经常的事，监利县有位干部曾经有段“精彩”的讲话：“有很多农
民来告状，说干部让他们下了跪，我说，你们父母亲要你们下跪为什么不来告状？‘巫
婆’让你们下跪你们怎么就乖乖的下跪，为什么共产党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这位
领导的讲话在监利流传很广。
在监利，给“共产党”下跪的农民数以万计。十多年来，监利干群关系日益恶化。每年都
有数百起农民和干部暴力对抗事件。农民作为一个弱者，面对干部粗暴的“管制”，往往
选择死来抗争，或无力抗争就整死了。
二、县委书记荣升和李昌平出走是间接原因。
李昌平于3月8日给中央领导写信后，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突
出问题，中央领导于3月22日作出批示，于3月底4月初派出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其间，
监利县委书记扬道州于4月中旬荣升荆州市副市长，6月湖北省委作出决定，扬道州同志重
新返回监利县委书记岗位——“擦屁股”。但仅二个月后，杨道州就回到了副市长的岗
位，且主管农村、农业、农民负担工作，而李昌平却背井离乡下海打工去了，这给了监利
的干部群众一个错误的信号：中央、省里关心农民是假的。原本已经撤销的管理区开始恢
复工作，被禁止的“小黑屋”又死灰复然。这让农民既伤心又绝望。
三、债务危机是经济原因。
监利县乡区村级债务约10亿元，其中村级约5.5亿元，乡区级约3亿元，县级约1.5个亿。
并且大量的债都是干部经手借的，一大半属于高利贷。有的是自己的钱，有的是朋友的
钱，监利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民负担才1.5亿元左右。每到收款的季
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偿还自已经手的债务，财政收入自然成了一组空数据。棋盘乡
1999年中晚稻入库时，农民实际交粮款800多万元，财政只入库45万元，其余94%的钱款被
乡村干部截留用作偿还自已经手的高利贷的利息。
县里的领导同志，对下面干部收钱截留还债不明底细，以为农民真的抗粮抗款不交，真的
有很多故意和共产党作对的坏分子。出于财政的压力，对于乡村干部乱罚款、乱加息、乱
关人、乱打人的做法便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在国家、集体、农民和债主四方关系中，国家、集体、债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代表国
家和集体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就是债主。干部们打著为国家、为集体收税的幌子，实际上
干的是为自已收高利贷的勾当。棋盘乡原来设计的农民负担资金“四个一”，即：一张收
款凭证，一个宠子管钱，一只笔划拨，一张表公开使用情况的管理办法，其目的就是把正
确处理四者关系的主动权牢牢控制在县乡主要领导手中，保证让农民负担资金专款专用，
并防止乡村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演化成“黄世仁与杨白劳式”的关系。而现在，监利的
干群关系已经越来越象“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了。
四、“黑政”化是政治原因
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实际上是农民负担逐年加重，监利县1997-1999三年农民
负担都在3.6亿元以上，其中合理的负担只有一半，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地方政府为了
维护干部特权阶层的利益，不可能减轻农民负担，但面对群众日益对立的情绪和中央三令
五申，县乡政府主要官员又不敢“以身试法”。于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体就有了用
武之地，由一两个干部和一帮流氓地痞组成的小分队横行乡村，“管束”农民，欺压农
民，只要不出人命案，告状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责任，县乡领导往往
会既唱红脸——假装从严处理责任人，又唱花脸──用钱把事情摆平。党和政府的形象严
重受损。
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在同政府的“合作”中，既得到经济利益，又扩大了自已的势力范
围，这是地方流氓势力求之不得的。如果这种“黑政”任其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老百姓死
于非命，会使农村社会变得非常黑暗。
五、农民的贫困化和非人格化是社会原因。
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再加上农民非农业领域就业空间越来越
窄，在非农领域获取报酬呈下降趋势，所以农民越来越贫困了。
在监利，一个农户种15亩地的收入不超过800元，这是田种得很好的农户，一般的农户种
田没有利润，有的还亏本。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四年，而农民的负担却居高不下，每亩都
在200元左右，教育收费也很高，小学生每年收费600元左右，初中生1500元左右，农民生
了病根本看不起医生，甚至用不起电，贫困使很多农民失去生活的信心。
很多农民外出打工情况也非常糟糕，他（她）们每天要工作12-15小时，还经常遭到工头
的打骂和欺诈，打工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酸楚的。
在农民贫困化情况下，贫民渴望能得到社会和政府对他们予以扶助，能得到人间的温暖。
但是，这些年来，干部粗暴的作风，动不动就对贫困的老百姓关、打、罚款、罚跪，贫困
的农民失去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遭遇过非人待遇的贫困农民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
往往产生厌世心里，选择死来对抗"黑政"。
记者在这里所说的是监利，但同样的、甚至更为严重的情况在中原地带的农村是不是普遍
存在呢？面对这样的悲惨处境，农民的活路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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