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生 外地人的呼吁：北京，请别那么粗暴地待我！
| 按： 本文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控诉了农奴在北京的非人待遇，揭发了普遍 存在的农村人与城镇人的天大差别。 以法律为准绳的控诉意义在于：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矛盾性：一方面规定 公民享有这样那样的权利，一方面又违法规定没有这样那样的权利。合法的法定 权利普遍不能实现，违法的法规规定却变本加厉地实行。为什么立法权人要做法 律法规的两本账？前者是诈骗的道具，后者是专政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 靠专政和专政保护着的诈骗安身立国的。因此，对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法律便始 终不放松其专政强度。其实，正是坚持专政专政的法律和诈骗的法律才能维持稳 定的专政、诈骗和腐败。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江核心眼皮底下，在新闻舆论最发达的地方，本 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天所在，不应该存在违法的法规，更不应该长期发生 普遍违法的行政行为和执法行为。然而，事实却刚好与常理相反，与人们的想象 相反。北京天空尚且如此黑暗，天高皇帝远的其它城镇究竟有多黑就不难推定 了。它令人们思索，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缺乏法律素质，还是专政政权缺 乏法治素质；专政政权以时代最强音的强度宣传的法治到底有几分实行的诚意； 为什么专政政权始终不让人民享受专政政权自定的法定权利。 |
跟许多大城市一样，北京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按说，流动人口在国境内流动就是
流动的国家公民，公民权并不因流动而丧失。可从我——一个外地来京人员的眼光看
来，在北京的一些事真叫人想痛哭一场。
先说就业难。中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选择职业的权利”。
同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不同而受歧视。”
北京的劳动职能部门历年都颁发《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
外来人口在京允许从事的行业被限定在尸体处理、粪便处理、建筑作业、化工行业这些
苦、脏、累、有毒、危险的几个行业工种方面。1999年度北京市36个行业限用外地工的
细目表中，限用工种包括商店营业员、汽车驾驶员、售票员、话务员、库房管理员、旅
店服务员等这些多数外地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有关部门一波接一波地加大对外地
劳力腾岗、清退工作的力度。1999年11月29日《北京晚报》二版报道朝阳区安贞街道
克服“重重阻力”把在此营生的外地人撵走，把他们经营了数年的几处便民饮食店收
回，转租给几位服完重刑的刚从牢狱中释放出来的北京人经营。
很多人知道，青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务过工。如果依照这类限制工种的规定，可以肯定，
当年“盲目流入北京”（报刊常用语）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湖南籍农民”毛泽东，
将无法拥有这个就业资格。就是上了这个“岗”，迟早也会被清退。
还有消费购物歧视。在当前这个通货紧缩、鼓励消费的年代，北京依然存在着对外来人
口消费的限制政策。如今不限粮油布匹了，但限制外地人在东城、西城、崇文几个城区
购买商品房。
如果说购房这一消费歧视仅影响了占外来人口比例中极少的“成功人士”的话，那么用
电消费的歧视则打击了大多数谋生的外地人。在北京石景山八角地区，北京供电局目前
对生活用电是这样收费的：北京住户每度电0.42元，外来租房户则是每度0.82元。也就
是说，外地人消费一度电，必须交两度电的钱。是电能紧缺负荷不够吗？不是！市供电
局早已宣布：“北京电力告别短缺，99年度已经出现过剩。”
我曾想买一个微波炉、一个小冰箱，没准无意中能为拉动内需作点微薄贡献。但我不敢
买。
在北京生活，常会碰上无收费资格的人向你伸手，收取只有外地人才必须交的费。比如
邮件传达费：假如我的邮件到了，不是邮递员送来，而是住地居委会人员送来，并收
“手续费”。在邮资未调高之前，取一封平信要交5毛，挂号1元，汇款单2元。
在乘坐公汽方面，北京公交公司规定：自1998年起，无北京户籍者无资格购买公共汽车
月票。
在北京，外地人子女入学令大多数做父母的揪心。在石景山区，学校对外地孩子每学年
收费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还有更高的）是：除要交城里孩子一样的约400余元外，还
需额外多交：赞助费480（学期）＝960元，借读费1000元。也就是说，即便在义务教
育阶段，外来孩子的家长每年要交纳的费用也是本地孩子家长的五六倍。
要知道，外来劳力在京大多数处在谋生糊口的阶段。他们在务工、在经营小摊、在干着
北京人鄙夷不屑的营生，当属城市里最困苦的一个群体。这等于是向最困难的人收取最
高额的费用。这类土政策把许多学龄孩子从父母身边赶到老家，赶到乡村落后的教育环
境里，赶到得不到父母照顾的孤寂的童年生活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
育机会”。第36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我想问：人
为抬高入学门槛的高收费叫不叫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与平等的权利呢？第37条规定：“国
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事实却恰恰相反，如北京，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外地）儿童，要征收高
额赞助。
是教育设施的容量有限吗？不是。当今的大城市里，最普遍的现状，就是教育设施闲
置，教师队伍过剩。据《参考消息》1999年6月披露，由于这些年城市婴儿出生率的急
剧下降所导致的生源不足，上海每年要关闭200所学校。
别让教学资源闲置浪费了。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公有众享的非赢利资源。拆了这墩门槛，
让学校教室里空着的座位满起来，行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再说，孩子的家长也是
北京财政的纳税人。
现今中国的跨区流动人口数量普遍预计在8000万到1.2亿之间。我们的社会居然不容易
听到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这是因为他们说话的机会太少。
北京常常申辩自己一些地方政策的必要性和京城地位的特殊性，并暗示上海、广州等大
城市也如此。我想说：不管对劳动力市场划地为牢的做法以及对外来人口歧视的现象在
中国如何普遍，都不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法规应当存在的借口。可以说，在任何一个
宪法国家，歧视都是绝不容许存在的，遑论制度性、规模性歧视了。
这种温室中的保护，其负面作用已经显现，且造成了很多北京人的懒惰、不思进取，丧
失危机感，弱化就业竞争力和创业能力。
新千年到了。“收拾屋子迎新年”是中国的传统。北京呀，收拾东西的时候要记得，有
些东西，真的该扔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不是一个大城市应有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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