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 戈                    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

第四部分         从来天灾只累民  


汹涌的江水咆哮着漫过堤岸,在茫茫的大地上倾泄、奔腾,一连在全国冲毁了四十六条国
道和四百八十三条省道,无数村舍、学校、医院、粮仓顷刻之间沉入了水底,人们被这突
如其来的大灾难惊呆了,远近堤围上的灾民棚里不时传出哀叹和嘤嘤的哭声。这时,中
央、省、市、县各级领导人纷纷亲临灾区,指挥群众抗洪救灾。他们在一辆接一辆的豪华
小轿车的簇拥下缓缓驶来,向日夜守堤的军民下达了“与大堤共存亡”的命令;或者莅临
当地最高级的宾馆,在酒席上指示地方干部必须做到“大局高于一切”。军民们一连数周
泡在浑浊的江水中,成排成排紧挨着摇摇欲坠的大堤,许多人下肢已泡烂了,却仍须坚持
到大水退去。每当洪水破堤而来之际,军民们也不会接到后撤的命令,而组织抗洪战斗的
指挥人员则早已不知去向。六月二十五日,广东省恩平市锦江水库库区一处山体滑坡,
“水库快要崩闸”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时只见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干部纷纷携家眷坐上
公家车择路而逃。于是,在恩平市至阳江市的三二五国道上,一时间公家车汇成长龙,将
满身泥泞的老百姓挤在公路两旁。有些老弱病残者行走迟缓,还遭到开车人的辱骂。附近
大田镇的灾民找不到车,只能成群逃上山去,露宿野外,而此时“父母官”们却正在数十
公里外的宾馆里继续高谈阔论。官僚主义在洪水到来时还造成无数百姓的枉死。湖北省嘉
鱼县大堤在崩溃前三日就已发现严重渗水,但防汛部门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当决堤发
生时,干部们也只顾自己逃命而未通知留村的村民撤离,使村民们迟至堤崩后一小时才知
凶讯,结果导致近千人丧生。许多前来灾区视察的干部,虽然也会在电视摄像机前向灾民
嘘寒问暖,但实际上对灾情并无切腹之痛,所以依然不忘讲排场、要吃喝,诸如“有没有
带空调的房间”、“搞盆甲鱼尝尝”、“弄条烟来”之类的话,往往是“上面来人”的口
头禅。有些干部甚至还提出要喝某某品牌的名酒,令招待人员为难。据说仅一个多星期,
湖南省安乡县就为此花掉“接待费”十万元人民币。《人民日报》也报道说,灾区某县平
均每天要接待五批“慰问团”、“勘灾团”,每批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而且每个
“团”都要县里安排吃住,要组织汇报,要领导作陪,使该县应接不暇,不堪负担。然而
这个“团”那个“团”却游兴正浓,权当作“钱塘观潮”之游。在各灾区的防汛值班室
里,负责轮守的干部们有时闲得无聊,就索性把办公桌拼成麻将台,废寝忘食地沉溺于
“方城之战”中。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劳动就业局局长徐家胜为了一过麻将之瘾,竟在抗
洪的紧要关头擅自决定放假两天;而阳新县韦源口镇柏林村党支部书记费世育也无视防汛
纪律,两次公开组织村干部聚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人大主席团副主席王福云自
该县遭水淹之后,照样每天喝得酩酊大醉,还多次在饭馆里摔杯闹事,并拒绝参加部署抗
洪的工作会议。正当灾民们在临时棚里饱受饥饿和蚊叮虫咬之际,湖北省公安县孟家溪的
防汛干部却把自己的家眷全都安顿在舒适的办公楼里。此外,中纪委的文件还透露,在一
九九八年水灾期间,灾情最为严重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和黑龙江省,都有干部借故
休假,以躲避抗洪,或者到深圳、珠海、海口度假游玩,挥霍公款寻欢作乐,对灾民们的
痛苦无动于衷。   

不过,全国的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单位都被要求严格遵守中宣部的指示,力求“正面
报道”这场洪灾,着重突出党和政府关心灾区人民疾苦、解放军战士英勇抗洪以及人民拥
护子弟兵的“光明面”,以有利于“社会稳定”。湖北省还拍摄了一部介绍抗洪救灾事迹
的专题记录片,其中特意插入“灾民”“诉说江总书记就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专
门来普济众生”、“只要有总书记在,多大的洪峰也不怕”的镜头。该片播放时观众哄堂
大笑,被取笑“灾民”在家破人亡之际,居然还向干部们学会了拍马。为了防止西方新闻
媒体在报道中国水灾时偏离“事实”,产生损害中国形象的“负面影响”,公安部外管处
一度限制境外记者到灾区进行采访。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说,最初他们还可以向护堤的
军人询问一些情况,但后来军队接到命令,只许接受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地公
安部门还专门留难外国记者,迫使他们撤离灾区。也许是高层忽然考虑到这种做法恐怕不
利于争取国际援助,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又逐渐放宽限制。与此同时,一些配合“正面报
道”的假新闻却出现了,使灾区消息变得泛政治化。湖北省监利县为了协助中央电视台八
月十五日前来灾区拍摄有关灾民受到政府妥善安置的场景,便临时在县城主要公路旁搭建
起“标准灾民点”,以容留新洲垸、西洲垸和血防垸的灾民。于是在记者面前,印有“日
本政府捐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字样的深蓝色大帐篷整齐地排列着,灾民们也
为突然间领到了炉子、马灯、水桶、矿泉水、蜂窝煤而喜笑颜开。可是一捱记者们离去,
县里就立即派人收走了这些东西,让灾民们感到好象被人愚弄了一番。另外,中宣部还特
别规定,各级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在接待新闻采访团时,要牢记党性原则,恪守政治纪律,
凡涉及水灾所造成的人员死亡以及经济损失的具体数据,必须经中央统一口径之后再向外
发布。副总理温家宝向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常委会作报告说,一九九八年洪灾的死亡人
数为三千零四人;稍后民政部公布资料,又将死亡人数更改为三千六百五十六人;而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据中国特使所提供的报告,确认这次水灾约造成四千一百五十人死
亡。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却指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据的十倍。一位驻北京
的外国记者不无揶揄地说:“北京当局竭力隐瞒水灾死亡人数的做法,堪称自一九八六年
乌克兰核泄漏事故以来最夸张的掩饰灾难的举动。”中国政府控制信息的不寻常措施,确
实很容易使外界产生种种猜测和联想。中新社在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江洲大堤的决口事件
时,虽未照搬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说法,坚称“无一伤亡”,但也说仅死了两人。面
对水面上无人理会的几十具尸体,记者们默然放下摄像机久久不语,为自己的良知低头愧
疚。当湖北省公安县孟溪垸的灾民们看到自己亲人的尸首浮在水上早已腐烂得不堪辨认,
而此时广播里却依然传来播音员的"所幸目前仍无人员伤亡"的声音,于是他们群情激愤,
遇见香港《明报》记者便不住地叫喊:“电视上说这里没淹死人是假的,说我们有序地撤
离是假的,说有很多人在这里抢险救灾也是假的。”据知孟溪垸决堤后,军队曾从水中打
捞起一百多具尸体,另有二百多人至今未找到。香港《大公报》后来引述国家防汛抗旱总
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赵春林的话,称湖北省嘉鱼县决堤只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
军人。但是当地中堡村的村民高安林、张玉市则说,光他们一个村就死了二十人,何况还
有十多辆军车被水冲走,满车的人无一生还。   

外界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已经改变了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
做法,藉着全国发大水的机会,不断向外国要求经济援助。虽然国际社会对于北京公布灾
情的可信程度颇具疑虑,然而从它迅速宣布将拨出数十亿元人民币用于赈灾,并且调动数
百万军人和农民投入抗洪这一不寻常的迹象来判断,便知它确实遇到了较难应付的局面。
一向被北京指责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几个西方大国,这次照例又自认为责无旁贷,纷纷
解囊相助。美国国际开发署率先决定向中国援助八十四万美元,接着法国总理也飞抵北
京,将二千万法郎捐赠给湖北省灾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九月十八日签署文件,宣布
向中国提供总额为八千七百七十万美元的救灾大米、小麦、药品、医疗器械。香港各界群
众在北京喊出“同胞血浓于水”的口号之后,也一下子捐献了逾二亿港元。此外,中国驻
美使领馆也向华侨、留学生募集了一百多万美元。据统计,灾后中国民政部、红十字会以
及中华慈善总会总共获得近四十亿元人民币的捐款。国务院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五十
亿元人民币的赈灾福利彩票,并追加发行一千亿元国债。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
捐款人都曾再三提出过务必将救灾款项及物资直接送至灾民手中的这种令人尴尬的要求,
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受理捐款的干部们所谙知的。捐款人的忧虑不久便得到了证实,赈灾工
作的成效也因此倍受质疑。除了参观者络绎不绝的湖北省嘉鱼县合正乡等少数几个灾民点
每户曾一度分到过六十斤米和一百八十元人民币之外,其它大部分灾区的情况不容乐观。
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新洲管理区畜牧村的村民卢发财驳斥镇民政办所谓“救灾款已按每人
每天一元发放”的说法,指出:“我们九月份到现在还没领到一分钱。”江西省永修县的
灾民也向记者抱怨说,来自香港的救援物资大部分被县、市、镇、乡等政府机关截留了,
说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而分到他们手上时已所剩无几。被洪水围困在江西省湖口县
一些破陋的楼屋上、出入皆以舟代步的棉农们表示,当地有几个村虽分到过一些东西,不
过也只是每户发六斤米、两盒火柴和几颗净水丸。还有许多村子的灾民则根本不相信有
“拨款救灾”这回事,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些钱”。江西省九江市新洲镇的灾民周老伯
告诉香港《星岛日报》记者:“五四年发大水时,政府还配两碗米救灾,可现在什么都没
有──每户只发一包盐,还得收两毛钱;每村只给两斤饼干,分到每家只有两块。到现在
我还没吃上饼干呢,因为我们村的一包饼干全被一个人拿走了。”灾区的干部们从海内外
捐献的大堆钱款中,或许看到的不是堤旁浮尸、沟渠饿孚,而是别墅、珠宝、女色和小轿
车,这在时下贪渎成风的年代里是不足为怪的。据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新建县望城镇民政
所所长徐兵荣就曾经侵吞了二十万元人民币的赈灾物质,然后仅以二万五千元的低价转卖
给个体户熊三香。新建县民政局副局长郭国干也扣留了价值近六千元的救灾物资进行私
分。《人民日报》揭露,湖北省嘉鱼县牌洲湾上新洲村党支部书记金玉常和村委会主任陈
启富等人冒领了四十多万元的灾民建屋款,并私吞救灾款十万五千六百元。北京市延庆县
永宁镇罗家台村党支部书记李广生还振振有词地对《北京晨报》摆出他扣留、转卖救灾物
资的理由,说:“如果谁有困难就给谁,村里人就会抢,就会打架。”其实近年来救济贫
民的专项资金被人挪用、侵吞的事件早已不是新闻,据新华社《半月谈》杂志透露,世界
银行贷给山西省的扶贫资金中有一千四百一十三万人民币曾经遭到吕梁地区妇联、临县政
府、兴县交通局等部门胡支乱花、挤占、挪用、出借,而当地老百姓却正在为吃饭、穿衣
而发愁。难怪现在老百姓常用“穷庙富方丈”来形容灾区干部,记者们也说,一九九八年
这场洪水对于灾区干部们来说,却未必是灾难。

──录自【九哥论坛

原载【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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