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权利

我出生在成都市郊县的乡村。这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由于这个原因，我被宿命地
钉死在那里。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终于挣破枷锁，跳出了农门。但是“6　4”惨案又将
我的城市梦打破。出狱后，我在县城买了房，同一位拥有县城户口的姑娘结了婚。但是，
我仍然不能成为城市人。每次查户口，因为没有暂住证，我都要被强行遣送回乡村。虽然
六公里的距离并不能阻隔我与妻子相聚，但是我不明白，仅仅因为我没有县城的户口，当
局竟可以漠视我的合法婚姻和合法财产，将我驱逐出城市。

户口是套在中国人、特别是非城市居民身上的枷锁。由于户口的限制，农民以及农民的儿
女，丧失了平等竞争的机会。机会的不平等又衍生出地域的歧视。即使少数农村人通过努
力改变了命运，甚至成了富翁拥资亿万，也会被自以为高贵的城市人看不起。他们常常以
轻蔑的口吻称这些人为“泥腿子”、“弯脚杆”。刘永好兄弟是四川省著名企业家，《福
布斯》1999年公布，他们的个人财产达20多亿美元。但是，个别极度虚骄的成都人谈到刘
氏兄弟时，竟说什么“那几个新津农民”！这已经不是尊不尊重的问题，简直是无耻之
至。

事实上，地域歧视不仅仅存在于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歧
视。在上海人眼里，凡上海以外的人统统是乡下人；北京、广州这些大都市的居民概莫例
外。上海人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决不会公开表示对外地人的歧视，而是将这种歧
视掩藏在彬彬有礼的冷漠里。

这种地域优势其实毫无道理。上海人自认生活在大都市，但在纽约、巴黎、伦敦这些国际
大都市居民的眼里，他们也同乡下人差不多。但是，纽约人不会仅仅为生活在纽约而骄
傲，因为要成为纽约人太简单了，一个阿巴拉契亚山的农民，只要他愿意，搬到纽约就得
了。

户口制造成的不仅仅是地域歧视，它也使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旅行。据《南方
周末》报导，某公司职员到闽南出差，与朋友聚会后夜半回去公司设在一生活小区的临时
办事处。他刚进大门，几名大汉把他拦住，以没有暂住证为由，强行索走100元后，还教
导人家说：“我们执法严，坏人才不敢来。你看你单身一人，深更半夜的，不是平安无事
吗？”呜呼，身为中国人，我不知该庆幸、还是悲哀？

“多佛尔惨案”发生后，舆论齐声谴责蛇头为利所驱，竟然置生命尊严于不顾。也有人无
端指责英国的政治犯庇护政策是惨案发生的诱因。我认为，偷渡的原因比这深刻得多，其
中，梦想改变自身的处境是最直接的因素。这些偷渡者都来自贫困的福建农村。他们的祖
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经济上一贫如洗，人格上得不到半点尊重。国外优越的生活水
平以及传奇式的发财故事，让这些憨厚老实的农民看到了希望。而偷渡是到达幸福彼岸的
唯一途径。我想，如果这些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任何城市居住，并且有尊严地活着，他们一
定不会走到这条不归路的。

画地为牢的限制使我想起曾经呆过的监狱。那里面的人是不能自由活动的。他们如果逾越
规定的范围，轻则严惩或加刑，重则被哨兵当场打死。

难道，我们的国家也是一座大监狱吗？

2000.8.13

——录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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