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附记者访谈、读者评论）
我在去年曾上书国务院领导，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现在“三农”
问题依然还是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
一、问题
从微观看，主要有十个问题：
1、
农民负担还在增加。由于省以下都存在财政危机，减轻农民负担的阻力已经由乡镇发
展到市县一级，减轻农民负担的动力只有中央一级了，中央的减负政策现在很难到达农民
手中。 湖北某县一姓尧的农民1995年欠村提留3500元，2000年乡村干部要该农民连本带
利交19000元，该农民答应连本带利交14000元，乡村干部仍然将其带到乡里和同样交不起
“负担”的11个村民关进一个“小黑屋”，由于天寒地冻……数天后，尧冻死在送往医院
的途中。类似事件，该县在2000年连续发生了三起。
2、农民收入还在继续下降。几乎所有的农产品价格还在下降，油菜子0。7元/斤，无子西
瓜0.08～0.12元/斤……农民在非农领域的收入也在下降。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却居高不
下，农民收入那能够增长呢？在农村，农民几乎没有现金收入，年报的农民收入增长骗谁
呢？
3、农村债务直线上升。监利县有农村债务10个亿，其中村级5。亿、乡级3亿、县级2亿。
每年要支付利息1。5亿以上，而监利县的合理农民负担才1。5亿。监利县农村债务每年以
2亿元的速度增长，但监利县的情况在荆州不是最严重的，荆州可是中国的好地方啊！
全过近3000个县，如果每个县按2亿计，全过农村债务约6000亿元。
农村债务是颗定时炸弹，如再不遏制会引发底层社会动荡！会导致农村全面大倒退！
4、干部队伍“债主化”。我曾经解剖过多个乡镇的农村债务，农村债务的债主70%以上是
干部和干部的亲朋好友，债主都是农村的“狠人”。很多有水平、有能力、有正气的人都
不愿当农村干部了，因为怕债主，所以干部只好由债主当。债主当了干部以后，既要应付
上面，又要收回自己的高利贷，他们对上阳奉阴违，软拖硬抗；对待农民与黄世仁对待杨
白劳没什么两样！
5、干群关系恶化。干部队伍的债主化，导致基层政权与社会流氓势力的结合。现在，一
个干部带一群社会流氓组成的收款“小分队”横行乡里，强征暴敛，动不动就对农民关、
打、跪，农民稍有反抗，就当“黑社会势力”镇压。这不是那一个地方的问题，是较普遍
的作风，这样下去中国向何处去？
6、非法的“私有化”已成公开秘密。
由于乡村欠债主的钱，乡里、村里值钱的东西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早就卖光了，剩下的就
只有土地、泵站、学校了。由于种地不挣钱，农民都不愿要地，正好债主要不到钱，也只
有打土地的主意。现在在农村大片大片的土地发包给债主，30-50年不变，债主种地不交
税费，只用高利袋的利息抵扣就行了，债主变成了不交税的“地主”。为了完成上面的税
费任务，乡村干部只好把农田的税费强加到人头上，农业税变成了人头税。现在学校、泵
站也是债主争夺的目标。农村债务的债主70%是县乡村干部和干部的亲友，这种权力作用
下的非法的私有化值得高度关注。
7、 疾病流行危及人畜生存.
人畜的传染病，过去是靠政府和集体拿钱消灭和救治，现在县乡村无财力了。各种畜禽传
染病处于失控状态，血吸虫病、传染性肝病等患者很少有人去住院救治，这都是十分危险
的。
8、 义务教育永远的画饼
现在，乡村找农民收一个钱债主就逼走一个，乡村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少，学校对学生的
收费越来越高，学生流失呈上升趋势。你走在湖南、湖北的每一个城市，你都会遇到一群
群跪在地上给人擦皮鞋的小孩。这样下去，中央财政不拿钱，义务教育永远是一个画饼。
9、 水利设施日趋老化。
农村已有十年没有组织农民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了，农民每年上缴的以资代劳资金都还了债
或发了工资，国家下拨的农业工程建设资金也常常被挪用，农业抗旱涝灾害的能力日趋衰
退。十年后必须对原有的水利工程进行修复，预计需要几万个亿的投入。很多人都认为解
决十几亿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仅是分田单干--“责任制”的功劳，这种认识是幼稚的。水
利建设和种子、肥料的技术革命是粮食增产的核心因素。从1985年开始，农业劳动力的投
入在逐年减少，而产量在增长，这个事实就充分说明“分田单干”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今后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将是水利。
10、 县级政权面临危机
在内陆的县一级，财政收入的70%以上来自农民负担，由于农村债务的影响，县级财政的
预算收入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监利县已有80%的乡村只能完成县下达的税费收入任务的
50%，县级政府也不得不靠借债和挪用度日。内陆许多县级政府为保运转挪用社保资金、
专项基金、项目专款、变卖国有资产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乡村截留县级财政收入，必然导
致本不堪重负的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县域经济的萎缩，财政进一步恶化，失
业进一步上升，这样必然会形成经济和社会的恶性循环。
过去，县域工业和城镇居民的问题主要靠农村和农民输血解决，才保证了社会稳定。现在
农村和农民不仅无血可输了，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地方和群体。县级政府实际上是坐
到了火山口上。
县级政府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把国家比作一个人，县级政府就是
腰，腰出了问题，人就会瘫痪。
从宏观看，主要有五个问题：
1、两极分化还在加剧，农村消费还在萎缩。
一方面，财富向少数发达地区、少数人集中，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人相对贫困化；另一方
面，少数人又通过高利贷和权力的结合，再次集中财富，使更多的人陷入绝对贫困，连最
后的保障--土地也将失去。我们既没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没有找到增加农民收
入的有效途径，在农村有绝大部分农户的农业现金收入不够缴税费和学生的学费，有不少
农民一件衣服穿几年、几代人。农村市场进一步萎缩，通货紧缩必将进一步加剧。占中国
人口70%的农民没有钱消费，再好的拉动内需的措施都是错误的。
2、改革失去动力，中央政策失去权威。
去年秋天温总理就减轻农民负担讲了八条意见，鄂西的一个市的干部不仅不贯彻，还公开
讲“温八条”是“瘟八条”。监利县1998-1999年每年加重农民负担2亿元，2000年您作出
批示以后，县委书记还提拔当了荆州市主管农民负担的副市长，中央关于加重农民负担一
票否决权无法落实，相反加重农民负担还可以升官。对于县乡机构改革、农村税费改革，
县乡干部的态度是中央拿钱就改，中央没钱就等中央来改。
问题虽有很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执行中央政策、深化农村改革没有了动力。中央的政策
执行者缺位，深化农村改革者缺位。县乡政府及其部门已成为中央农村政策执行和深化农
村改革的最大障碍。
3、加入WTO将对中国农业产生一定的冲击。我国的农业经济仍处在小农经济和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时代，从农业的有机构成、农产品的品种品质和价格水平来看，不具有竞争实力。
这就决定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还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
4、农产品流通体制不顺，交易成本太高。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既没有保护农民利益，也没
有减少国家亏损。全国农产品绿色通道还未形成，流通中的“三乱”和欺行霸市仍较普
遍，农民无法进入市场。
5、由于农民需求的萎缩和外贸出口增长的下降，乡镇企业走入低谷，吸纳农村劳动力的
能力下降。农民就业困难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将更加突出。
二、出路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谈“三农”，我认为眼下要解决的主要是四个问题：一
是统一思想的问题，二是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分配问题，三
是动力问题，四是稳定问题。我建议迅速采取如下措施解决“三农”问题。
第一、中央有必要召开一个“三农”问题的特别会议，统一认识，对现有政策作出重大调
整。
“三农”问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了，靠哪一个人、哪一条战线、
那一级都不能解决问题了，全局必须以“三农”为中心，统筹安排。全国都应明白：“农
民不增收，百业万事休”， 全局都必须服从这个中心。
现在是就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东中西部关系作出重大调整的时候了。
过去，让少数人、少数地方先富起来，现在的主旋律是共同富裕。
中央应有计划组织高级干部和“三农”问题专家、学者，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统一
认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此基础上召开“三农”特别会议，制定解决“三农”问
题的政策。
有权制定政策的人不深入调研、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权制定政策的人提出再好的建
议也是枉然。
第二、进一步“解放”农民，让农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
二十年前，安徽凤阳的十七位农民，用生命作睹注，获得了分田单干的“自由”，把农民
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部分生产经营自主权，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中国几
十年的最大的问题--温饱问题，农村经济由自给自足走向了商品经济，农民有了现金收
入、有了积累。
随后，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又一次解放了农民，乡镇企业得以逢勃发展，一举成为
中国经济半壁河山，很大一部分农民也因此富裕起来。
再随后，允许农民有条件的“离土又离乡”，进一步解放了农民，中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
的流动，促进了城市的日新月异，促进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劳务
收入已成为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农民是一个最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一次解放都会使中国前进一大步，同时，使这个群
体中的很多人成为现代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现在，还有很多限制农民成为“自由人”、“平等人”的条条框框，必须尽快打破之，让
中国农民成为真正站起来的中国人民。
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 解放农民要抓
六手：
1、
建立土地等资源、资产的使用权流转制度和多种所有制制度，让农民自由的走出农
村、农业。
废除限制农民走出农村、农业的一切收费政策如：人头费（税）、未婚证费、计划生育证
明费、妇检及证明费、待业证费等等；
允许农民、村集体根据本人、本村大多数村民的意见选择经营制度、管理模式、发展方向
和发展道路；
允许农村在保留人均0。4亩地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农村资源、资产有限私有化，促进社会
资源向农村转移，让资本家下乡长期成为地主。
国家应建立土地金融制度帮助农民进城、地主下乡。
在土地等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所有权的交易中，应照顾农民利益，注重消化农
村集体债务。
2、张开城市的双臂拥抱农民，废除农民进城的一切限制性收费政策。如：暂住证费、就
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农民子女教育扩班费、治安费等等。城市劳动部门和工会等群团
组织要维护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让农民胆颤心惊、遍布全国的民工遣送站应无条件拆
除。城市是农民的积累，农民进城天经地义。
3、
实施“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建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这个战略
是最符合国情、最有效率、最能启动内需的战略，应高于西部开发战略。国家应该拿政
策、拿钱采用“大案揭”的方式，在中部地区大规模启动小城镇建设，吸引农民进集镇、
城市，同时扶持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
农民农工化。
4、实现“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的转变。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且即将加入
WTO,从农村、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我认为国家应取消种田农民的负担，农
田的负担应用于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国家应加重发达地区和高收入城乡居
民的负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以工补农”、“以强补弱”。同样的企业，在广州等
发达地区的负担不到湖北等内陆地区企业的负担的五分之一；同样是国民，深圳的“农
民”人均收入几万元、城市的居民人均收入近万元，几乎不交负担，但内陆地区的农民人
均年收入才一千多元却要交几百元的税费，这是极不公平的，也是很有害的，这种情况应
坚决纠正。
国家要为农村人畜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疾病预防体系和生态环境的建设源源不断的输入
资金。富人和发达地区要作贡献。
5、农村的义务教育应由国家财政全额负担。
地方政府都要破产了，根本无力承担农村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应高于其他教育，中央财政
应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的义务，让农民的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农民的孩子上大学，国
家应给扶助，现在，不少大学对城市的孩子优惠，对农村的孩子歧视，政府要管。
6、放开粮食市场，开辟农产品绿色通道。完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抓住机遇，把农民从
有计划的商品（粮食）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
第三、启动政治改革，凝聚改革动力，重构县乡政府体制，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在农产品全面过剩、价格下落和城市吸纳农民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
民收入的最有效措施。现在，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最大原因，是机构雍肿、人浮于事和权
力腐败。
安徽农村费改税后，乡镇尽管进行了机构改革，但吃财政的人员还有66万人，仅工资就要
49.5亿元，而乡镇可用财力仅46亿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机
构、人员的增长。现在，全国农民负担年均1200亿元以上，是改革初的十倍，可是，远远
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几千个亿的债务。
现在，腐败靠打击已经不灵了，要靠制度性的群众监督、民主监督。
现在看来，农民根本养不起现在的县乡“无底洞”政府，加入wto后农民更养不起现在的
县乡政府，现在的县乡政府及其部门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已是中央农村政策不能落
实和农村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从八二年以来，中央部署了三次县乡机构改革，实践证明，在原有的县乡政府体制上修修
补补没有意义了，不重建一个精简、高效、廉洁的政府，其它新的制度创新都不可能，包
括“费改税”，也包括机构改革。
改革的动力在那里，落实中央政策的动力在那里，这个问题直得深思啊！
我认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凝聚改革动力，重构县乡政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关键环
节。改革要动“大手术”！
重构政府必须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政府必须民选，二是政府必须精简。
民选政府有利于凝聚人心、稳定社会，有利于调动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中央政策
的执行；
民选也是政府精简、廉洁、高效的保证。
一个精简的政府才可能是一个高效的、廉洁的政府，一个臃肿的政府一定是无事肇事、寻
租腐败的政府。
县长、乡长应由党组织、民间组织、群团组织推荐候选人，在党委的领导下由“选举人”
或选民直选产生，政府的组成人员应由县长、乡长在党组织、民间组织、群团组织的推荐
人选中提名，经上级党组织考查后，由同级人大任命。要依法批准成立各种民间组织，如
乡农民联合会、教师协会、专业经济组织协会等。民间组织也是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的积
极因素。现在，中央的政策无法在农村落实，根本的原因是落实缺动力，党领导下的民间
组织能凝聚起无穷的动力。
县乡政府的建制不能照中央的葫萝画瓢，我建议县级政府不应超过2000人，其中警察按人
口的0。5‰的编制配备，法官按人口的0。2‰的编制配备，检察官按人口的0。1‰的编制
配备。县级政府只应保留人民武装部、财税、文教、民政、医药、土地、水利、规划、公
安、农林、环保、社会保障等局。乡镇政府应控制在40
人，只设财税、保安、公共事务
管理、社会保障四个部门，其余职能由政府内设办组室完成。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应相
应多设机构，但县乡政府决不允许大额负债运行，更不允许巧立名目强征暴敛。要给人大
监督管理政府更多更大的权力，特别是财政预算监督、人事编制监督和依法行政监督。要
保证人大监督管理下的法院、检察院的相对独立性。
“大手术”的最大难处在于现有县乡干部的安排，其实这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同时也说
明官在国民中享有特权。我主张对现有县乡干部“保一批”、“退一批”。
保一批：1、政策内安置的退伍军人；2、正取公派的大中专学生；3、公开招聘者；4、劳
动模范，功臣，特殊贡献者。5、1988年中央精简机构和人员方案下达前的干部。这部分
干部约占50%。
退一批：非上述五类干部全部清退。
在保的一批干部中，择优反聘一批。反聘的干部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60岁前下岗的干
部，享受下岗工人的待遇，60岁后享受退休干部的待遇。
退的一批“干部”，是谁违规违纪安排的，谁负责清退回家，这叫自家的“娃儿”自己
抱。
清退的“干部”按每年工龄补助一个月工资结算，一次性结清，享受福利分房者，按市场
价扣回，多退少补。对于违规违纪安插亲友吃财政的领导干部，按违规违纪安插亲友多少
和本次清退人员工作中的表现，确定对违规违纪领导干部的处理，重者以赎职罪判刑，轻
者没收财产、罚款、撤职、免职。
中央对县乡两级必须“动大手术”，且易早不易迟，迟一年县乡村就新增1000亿元的债
务，迟一年就失去一年的时间，增加一年的难度。
对县乡“动大手术”需要人才，真正的人才必须到实践中培养，中央应选100个县作为训
练新人才的学校。国家行政学院要改革，多培养一些懂行政技术的、有行政能力的政府官
员。治理中国的官，必须了解中国的事，了解中国的人。
第四、长短兼顾，保持稳定，为“大手术”创造条件。
农村的稳定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条件。稳定农村的关键要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和改善农
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农民的要求不高，不难达到。
农村近期（5年）的稳定靠两条：一是重构县乡政府，明显减轻农民负担，二是中央财政
承担农村义务教育。
农村中期（5-10年）的稳定靠农村社会保障。国家逐年取消农业税，把农业税改为农村社
会保障税，农民负担用于农村、农民的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
农村的长期稳定靠转移农民，靠城市化，关键靠启动“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建设新农村”的伟大战略。
在县乡社会里，只要农民稳定了，农民有了积极性，农民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其他任何
力量都不足以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更不可能阻止社会前进。
中国的农民最听话，最好管理，农村乱不了！农村穷，农民苦，最大的危险不在农村，而
在于“无产者”以其他的方式“报复”城市和社会。高犯罪、沙尘暴、水土流失、旱涝灾
害、疾病流行、通货紧缩等等。
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长期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没有农民的富裕不
可能有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没有民主同样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封建专制时间特长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注定会十分坎
坷。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民主是一种制度，民主是一种方法，民主
是一工具，民主需要学习，民主需要训练，民主是一个过程。所以，现阶段以县乡为突破
口进行政治改革是最理性的选择；在县乡社会还没有完全失控的情况下，主动推进县乡民
主政治是明智的选择；温和的利用农民的力量解决全局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中的矛
盾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地方的民主是中央集中的保证。这是我十八年农村工作的结论。
综上所述，解决“三农”问题，要落实“六化”：1、农民待遇国民化；2、农业资源所有
制多元化；3、农村城市化；4、基层政府民政化；5、九年教育义务化；6、农业经济市场
化。
原载《南方周末》
黄广明 李思德：
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 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
这封寄给国务院领导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被当地人称为“建国以来监利县
影响最大”的信写道——
我叫李昌平，今年３７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１７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
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
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
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
４００００人，其中劳力１８０００人。现在外出２５０００人，其中劳力１５０００
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
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
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
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
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３５０００亩，占全乡总面
积的６５％。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２００００亩以
上。
二、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２００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１００—４００元／人不
等。两项相加３５０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８亩，全年经济负担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１０００斤谷子（０·４
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８０％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
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８０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
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
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５００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
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三、１９９５年，约有８５％的村有积累，现在有８５％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
于４０万元。９０％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６０万元以上，月利率２０‰。１９９５年约
有７０％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９０％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４００万
元。平均负债不少于８００万元，月利率高达１５
‰。村级负债每年增加１０—１５万
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１５０万元左右。
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
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负债款利息，收支两品，乡村每
年净亏１０００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四、９０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１２０人，现在超过３４０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
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
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农民怎么受得了！
……
六、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
发放过贷款，即使有也是极个别人，其月利率在１８‰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
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库。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
甚至还要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
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
七、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
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观言察色，投领导所
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
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基层
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
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给您写信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
……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
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九十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
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
李昌平含泪写这封信时，是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０日，龙年正月初六。
李昌平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国务院领导。他因此而犹豫良久。一个多月
后，他稍作修改，终于将信寄出。
他为这封平信设想了三种命运，其中只有一种是好的，那就是它能辗转送至国务院领导的
案头。好在，国务院领导作了两次批示：
３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对李昌平所反映的问题作出批示。
４月２日至６日，农业部派员暗访监利县棋盘乡、汪桥镇，写出长达１７页的调查报告。
报告认为李昌平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前农村、农业和农民存在的问题。
５月４日，国务院领导第二次批示，要求重视问题的严重性。
不久，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下达湖北省，引起高度重视。
６月６日至７日，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一行到监利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
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之，一场被称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在长江中游一个多年“全国产粮冠军县”拉
开序幕。
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
两个人的工作安排表明了湖北省解决问题的决心：一是由一位省委副书记亲任驻棋盘乡工
作队队长；二是一位本来已于年初升任荆州市副市长的原监利县委书记，被认为要对监利
的问题负一定责任，重新回到监利工作。
６月１７日，监利县召开贯彻省委省政府现场办公会议精神动员大会，确定解决“当前农
村存在的突出问题”七项工作重点：釜底抽薪，减轻农民负担；多种途径消化村级不良债
务；动真格精减机构和人员，撤销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机构；切实抓好粮食流通工
作，坚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卧薪尝胆，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使用小车；加大农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加强财源建设。
此前的６月１２日，监利“县四大家领导研究出台了釜底抽薪、厉行节约、切实减轻农民
负担１０条重大措施”：取消县乡以资代劳款２０００万元；取消向村组平摊的屠宰税征
收款１２００万，改为向收购者和宰杀者据实征收；停止除血防、水改以外的一切集资项
目……据监利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干部周天佑介绍，经县委县政府重新核定后的全县农
民负担总额，比去年共减少５２２８万元，人平减少５５·２８元，亩平减少３２·５
元。
８０年代在全国普遍设立乡镇管理区机构，曾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时至今日，其存
在之弊已远大于利。据监利县有关部门统计，该县１０３个管理区（办事处）机构去年总
开支达４９５０万元，区平开支４８万，少数高达１００多万；由于管理区干部素质参差
不齐，违法乱纪案件也频频发生；同时，管理区职能的政府化，还助长了乡镇机关干部的
官僚作风。
６月２３日，监利县委发文宣布：撤销全县管理区和办事处机构，全县在镇区工作的
８５０多名编外人员一律清退。
７月１２日，全县并校减员动员大会召开，决定将现有８００多所乡村中小学合并调整为
６００所左右，现有６４００多名民师精减近半数。同时，合并乡镇教育组、教育辅导站
和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实行三个机构一套班子，临时聘请人员一律辞退。
７月１３日，全县化解村级不良债务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同日，监利县超编小车拍卖会开
槌，当日成交１１辆，金额达６６万多元，至今，已收缴超编小车近４０辆，拍卖所得将
全部用于乡镇还债或交县财政……
在“过紧日子”的号召下，“县四大家领导”专车取消，每年包干到领导们个人使用的３
万元交通预算取消，县直机关和乡镇领导干部移动电话和住宅电话费补助取消，所有行政
事业单位职工的下乡补助取消，菜篮子补助减少５０％……
一位机关干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紧日子的号召，让月收入只有数百元的监利普通公务
员每月至少少拿１５０元。
暴风骤雨般的改革！翻看连月来的《监利报》，改革的信息席卷着版面，新政策新措施轮
番登场……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些变化。棋盘乡李开明老汉是农
业部暗访中重点调查过一位农民。在事隔４个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现在干部的作
风确实转变了，工作队进村不再侵犯群众，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深得民心。
棋盘乡金坛村有６户的劳力本来撂荒在外打工，听说负担减轻了，种田再不亏本，回家要
求重新承包土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监利县为解决“三农”问题积弊采取的“破冰”行动，也断非一日
之功。监利当前的改革还远没有到攻坚期，人们对这场改革的前景拭目以待。
原载《南方周末》
黄广明： 李昌平说：“要给农民国民待遇”
本报８月２４日《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一文，记录了湖北省监利县
棋盘乡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直面农村现实，上书国务院领导，从而引发当地一场大刀阔斧的
改革一事，引起较大反响。近日，记者在广州采访了李昌平。
记者：不少人很关心你的现状———
李昌平：我于今年９月１６日辞去棋盘乡党委书记职务，现在深圳打工，吃饭不成问题。
记者：为什么要辞职？
李昌平：第一，省市县给我确定的改革任务搞完了。农民负担减了下来（由去年的
１３８２万元减为今年的５８９·７１万元）；撤（管理）区并校减员１５０多人；清理
整顿高利贷减本降息１０００万元；建立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今年可比上
年节约非生产性开支４００万元左右。
第二，我伤害了棋盘甚至全监利县很多人的利益，如继续留下来，对工作不利，我走，矛
盾也带走，有利于工作。
第三，今后深化改革，关键是精简机构和人员，我下海打工，也是对县乡机构改革的促
进。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干部到市场上去找饭吃，不要两眼盯着农民“
布贴布”的口袋。
记者：你的那封信引发了监利县的一场改革，你对这场改革作何评价？有哪些成效和没有
解决的问题？
李昌平：监利的改革我认为叫整改更妥当一些。两个月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深层次的问
题、难的问题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我认为解决监利人浮于事、债台高筑、组织
涣散、干群对立、结构单一、经济衰退等突出问题还是万里长征刚刚起步。
记者：你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谈到了当前监利农村的一些现实，如农田大面积抛荒、农
民负担沉重、乡村债台高筑等等，并认为这些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你认为出现这
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昌平：现在一些地方出现的“三农”问题可以用两句话来描述：人缺思想地缺肥，普遍
缺少人民币。农村问题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民手里没钱，村级集体
负债累累，乡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县级财政也吃紧。不少地方陷入加重农民负担的恶
性循环之中。
记者：生为乡里人与生为城里人有什么不同？
李昌平：第一，城市居民买车买房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很容易申请到长期贷款且利率极
低，农民进行生产都很难申请到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即使申请到贷款，周期短，利息也比
城市高出好几倍。
第二，一些农民因为种地亏本抛荒，还要交人头费，土地资源闲置费，城市居民失业，国
家还发给失业保障金。
第三，国家要农民种粮，保证按０·５６元／斤收购，结果地方只按０·３５元／斤收
购，农民却无权找政府赔偿损失，相反，还得一亩地缴纳５００斤稻谷以上的负担；如果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城市居民身上，政府肯定会拿钱补偿。
第四，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于城市建设、国企解困，农民为此提供廉价的物资保证、劳力
保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则远不像这样受重视。
要真正给予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原载《南方周末》 2000年10月13日
邓毅富： 李昌平说：“朱总理，我有话对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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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啊我的父母
为哺育我长大付出多少辛苦！
出风入雨不知春秋
披星戴月不避寒暑
农民啊我的亲人
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一颗赤子之心
第一次见到李昌平，他是作为嘉宾参加广州的一次活动。当主持人介绍他时，他恰好出去
了。机灵的主持人幽默地说：“李先生给总理打电话去了。”
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正是因为他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
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
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不得不“自愿”辞职，成为一名南下的
打工者。
李昌平给人的印象一点也不酷，在荡漾着平和谦逊的笑容里，不容易感觉到他内心的激
昂。而我觉得正是这种质朴与某些张狂的不切实际的思想家相比，显得更令人信服，那是
缘于生活的一种真实心态。
那是一段郁闷的日子
1999年月12月，李昌平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有几件事让这位新上任的书记不得安宁。侯王村的侯大爷和他老伴儿都70出头了，他们步
行10多里找到了李昌平：“李书记，我们都快要入土了，还要交‘人头税’。望着步履蹒
跚的老人，想到他们全年交了900元“人头税”，李昌平说不出话来，他无法给老人家一
个满意的答复。所谓的“人头税”，就是所有的税费按拥有的田亩缴纳后，不足部分按人
头分摊下去，哪怕老人孩子也不例外。
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1999年，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不足
1000万元，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用来上交还不够。
种田能手李开明，1999年种18.3亩，收粮18000斤，但是由于粮食市场封闭运行，粮食只
能以每市斤0.35元出售（国家保护价0.55元），粮食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李
开明说，明年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要过年了，李昌平到处求人借钱，全乡360个干部包括老师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好歹要
让他们对老婆孩子父母有一个交代啊。1999年，全乡新增债务1100多万元（高利贷），全
乡三级（村、区、乡）债务总额高达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占60％。
但是，李昌平每次到县里开会时，会上说的与实际情况相差极大。比如，1999年上报全县
农民负担比去年减少4000多万元，实际上增加负担2亿元。会上说监利农业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实际上全县80％的农民种田亏本，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为什么我们的干部不说真话，对农民疾苦、对农村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呢？李昌平有话要
说，要说实话，说真话。
说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
2000年3月2日夜晚，思忖着上任两个多月来碰到的种种窘境，李昌平辗转反侧，难以入
睡。这盘残局该怎么下？李昌平拿起了笔，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写了很久却写不下去。他
想，自己知道的，当地领导也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心里的话如鲠在喉。对，给朱熔基
总理写信，一定会有效的。找到了合适的倾诉对象，李昌平直抒胸臆，一吐为快，为他笔
下的农村农民，为自己的真诚表达，为倾吐所带来的快感，他一边写一边流泪。
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
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
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作为经济学硕士，李昌平引用了很多很简单，又是触目惊心的数据，综合起来就是很简单
的结论：农民负担太重，种粮税高价低，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最后自然是农业生产的凋
敝和农村基层组织在经济上的困顿。……然后，他建议：“坚决刹住浮夸风”，“切实减
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
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这封4000多字的信，凝聚了他多少感情与思考！但他写完后并没有立即发出，他设想着这
封信发出去以后的种种可能性：或者国务院会把信批示到湖北省，然后层层下批，到了县
里，这样就可能不了了之；或者中央会直接派调查组下来，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去。后者
是李昌平所希望的，但无论如何，只要这封信引起了关注，他自己就可能付出相当大的代
价。
促使李昌平义无反顾地把信发出去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县委作出决定，2000年的农民负
担与上年基本持平，个别项目比上年略有增长，李昌平估算了一下，棋盘乡的农民人均又
要多负担200元；第二件事是县委要棋盘乡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畅谈棋盘乡
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宏伟构想，讲稿早就写好。
我问李昌平，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李昌平说：我很随和，与领导、与同事、与朋友都很容易相处，有极大的同情心，同情弱
者。而另一方面，做事很认真、很有原则、很严谨。
性格就是命运，这些性格的因素使李昌平或者埋头干，要讲就讲真话。
李昌平不是一介莽夫，多年的官场生涯使他很清楚说真话所要付出的代价，知道要被认为
“政治上不成熟，靠不住”。当结果如他所料时，他坦然相对。他说自己是带着松了一口
气的心情离开家乡的。至今，他无悔走过的路，轰轰烈烈地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情。
身在繁华的都市，李昌平用一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诉说着关于农村的故事，丝毫掩盖
不住他对农村的焦灼与牵挂。不过，他的思考重点也开始向实用型经济倾斜。他举了一个
例子，监利盛产螃蟹，但销路很不好，大闸蟹1公斤才卖30元，又不能放在塘里留着，这
些螃蟹一旦交配就会死去。那是无序、过度生产的恶果。所以他在棋盘乡时，就大力推行
养黄鳝，因为黄鳝现阶段不能人工孵化，资源有限，是湖区的优势。结果，现在黄鳝的销
路与价格都很好。李昌平说自己现在最希望找到一家有实力的企业，开发家乡丰富的水产
资源。“这才是农民的富裕之路。”
作为一个经济学硕士，李昌平这个乡党委书记无疑有了一个制高点，有助他宏观地看问
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失误提出质疑，同时在管理上可以减少盲目性。文化比较落后
的农村，更需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和干部，一旦他们“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有能
力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可惜，象李昌平这样的农村干部只是沧海一粟！而这“一粟”也不得不飘泊江湖，唏嘘中
让人感到悲壮。
大船： 李昌平：“三农”问题研究与我的困惑
大船按：李昌平即那位去年向老朱写信的湖北监利县的一乡书记，后因此开展农村负担调
查和以监利县为试点的减负暨县乡体制改革，后无果而终，李昌平也被排挤出走深圳打
工。
李昌平：“三农”问题研究与我的困惑
“我曾经含着泪向人们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已经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使我感到很欣慰。但是，当前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让我越来越
困惑”。
11月26日，李昌平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脸上透着迷惑和不安。“我愿意把我的迷
惑和困顿展现给研究者和执行政策、制定政策的同志，即使我说错了，会让别人笑话，我
也不会改变为农民‘鼓与呼’的初衷。如果我所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算我被说成
没有理论功底的人，又会怎样？”
从9月1日算起，李昌平来到北京将近3个月，从乡党委书记、打工者、减轻农民负担的呼
吁者，今天又加入三农问题的研究者队伍中，李昌平应该成熟了许多，提出的问题确实切
中要害。
一位接触过李昌平的学者对说，“相对研究者来说，他（李昌平）有他的优势，毕竟长期
在第一线工作，显然比我们看问题更直接，他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更有说服力，值得注
意。”
11月21日李昌平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给做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后，本报记者
对他进行了专访。
（对话）
农民负担能否减轻？
王德先（以下简称王）：现在比较保守的估计农民负担是1200亿元，你认为这个数字离实
际有没有偏差？
李昌平（以下简称李）：我认为远远不只这么多，至少在4000亿元以上。
王：你这个数字的依据在哪里？
李：全国县乡村所欠的债务有6000亿元之多，每年仅支付利息至少800亿元。义务教育仅
支付700万老师的年工资就需要800亿元，每年支付书杂费、校舍维修、设备仪器的添置和
教育欠债等约500亿元。县乡政府及部门干部有900多万人，村组级“干部”2000万人，每
年仅工资就需要2000亿元。仅以上三项，最低年支出需要4100亿元以上。
此外，全国近2000多个县，近30000个科局和50000个乡镇的70万个乡（镇）部门要运转，
还有400万个自然村近8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公共品需求，这些每年至少需要开支3000亿
元。
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中，70-80%是由农民负担的。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政。而按现在的
农民负担政策，这就是说农民每年实际负担高达4000——5000亿元。
王：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而负担却减不下来的原因就在于此？
李：我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70多万个行政村，约有2000万个村组“干部”，每年需要
工资850亿元，农村公共服务和人道性福利照顾开支至少需要500亿元，两项合计1350亿
元。按照现行的农民负担政策，我国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约800亿元，村级集体企业的收
入约500亿元，两项合计约1300亿元。这就是说，农民的负担资金解决农村内部的支出尚
有缺口。
温铁军先生说，我国农村经济总量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5.9%，却要承担近70%的人口和官
员的负担，长期这样下去农民怎么受的了呢？
中国农业经济是什么经济
王：你在演讲中说中国农业经济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那应该如何判断呢？
李：我国的农业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对这点的认识是一致的，也符合实际。但有不少人总
喜欢把中国农业经济归于市场经济进行研究，喜欢运用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中国农业
经济问题，例如：对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下降，学者开出的方子几乎千篇一律：提
高农业技术含量、农产品品质，调整产业结构、品种结构，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发展乡
镇企业和小城镇等等。
王：这些方子在你看来没有用处？
李：这些方子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灵验过。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王：是什么？为什么下这样的判断？
李：首先农民只有生产自主权，并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农民种地亏本或生产的机会成本
太高时，作为理性的生产者是会选择不生产或少生产的，而农民没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
利。中国的农民不生产照样要交税，而且还可能被罚款。这种政府强制特色的农业经济怎
么是市场经济。其次，农民有产中的生产自主权，但农民并没有产前和产后经营完全自主
权，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经营还是政府控制。
王：是不是说在农业中产前和产后经营更有利可图？
李：产前和产后的经营是有利可图的，产中的生产是无利或亏本的。还有，在一些人看
来，主要农产品的战略性意义远高于其商品性意义；土地被当作对农民进行社会保障作用
的工具，他的社保地位远高于其产业地位；农民的劳动力廉价资源地位高于农民市场主体
地位。结合刚才的分析，我认为，如果不能看清中国农业经济的本质，而去解中国农业经
济发展的方程式，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结果的。
产业化可以富民？
王："公司＋农户"被认为是农民致富的好办法，你怎么看？
李："公司+农户"未必也是农民的富裕之路？其实，"公司+农户"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过
去有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粮贸公司，棉花公司，油脂公司
都是国有企业，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产品给这些国营企业
经营。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
越穷了。
王：你说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方式，现在地情况是否会有变化？能否举例说明？
李：企业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当企业有钱赚时，农户
日子会好过；当企业只能微利或亏本时，有可能把风险全部转嫁给农民。
1999年湖北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22亿元，是怎样盈利的呢？国家规定稻谷收购价0.54元
/斤，而粮食企业仅以0.4元/斤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他们给农民下的订单，让农民生产
粮食,最后国有企业违约，导致农民每生产1斤粮食亏本0.08元.，农民怎么富得起来呢？
明明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守信用，我们怎么能仅指责农民和民营企业不讲信用呢？国家和
国有企业是如此对待农民，何况民营企业、私营企业？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不可能获得平均社会利润，
这是由农业的弱质性决定的。那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是自相矛盾吗？
自治权重要还是土地产权重要
王：现在，一些学者提出只要给了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三农”问题就容易得到解决，
甚至认为没有产权就没有人权，主张进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很高，你的判断呢？
李：我很纳闷，我在农村工作了10多年，从来没有感受到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的强烈要求，
除了城市郊区土地私有化可能给农民带来明显的收入增长外，我也看不到土地私有化增加
农民经济收益和政治权利的现实可能性。相反，我认为在农民还没有取得完全的生产经营
自主权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治权之前，进行土地产权改革，有可能给农民带来
的不是财富而是灾难。
王：为什么？
李：首先，现在，农民种田收入很低甚至亏本，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其实已经淡化，许多农
民看到的是土地给他们带来的负担，看不到土地给他们带来多少财富，因而对获取土地完
整产权的要求不强烈。其次，1996年以来，农村集体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并且这些债务的
债主大多是乡村干部和地方的狠人，只要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化，得到土地产权的不是大多
数贫困农民，而是债主，农村由此会产生一批大地主，更多的农民会成为无产者。第三、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富了方丈穷了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工人阶级有工会做保障，其
权益在产权改革中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何况农民？
机构改革还是体制重建
王：从1982年机构改革算起，已经有四次机构改革了，你的印象是什么？
李：我从1983年初就分配到当时的人民公社工作，经历了1982年、1988年、1994年和1998
年四次全国性的县乡机构改革。我的一个总的印象是机构越改越大，人员越改越多，政府
及其部门办事效率越改越低了。
1985年，我在周河乡当书记时，乡里才9个干部，仅有财税所（5人）、派出所（2人）两
个部门，那时是计划经济，乡里管的事特别多。2000年我在棋盘乡当书记，乡里有干部90
多人，有了17个部门，平均每个部门有十多人。可是现在，政府要管且能管好的事实在不
多。1985年我23岁，其实什么都不懂，可我却能实实在在为农民做事情，和农民相处很融
洽，干部很纯洁，也很团结，精神很振奋，农民对干部很满意。我也感到非常轻松。到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这个“老书记”管的干部多了，为农民做的事却少了，群众不
满意，干部队伍内部也矛盾重重，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社会稳定危机日益严重。我感到
自己的能力已无法胜任书记一职。
王：历次县乡机构改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如意？
李：道理很简单，我们没有找到限制县乡机构膨胀的办法。政府官员的子女要就业，这是
政府膨胀的最核心的内在动力，政府膨胀后自然会很自然就利用手中权利搞不正当的东
西，其行为的合法性受到社会强势群体的挑战，政府必须吸纳强势群体的代表进入政府，
这是政府膨胀的外在动力。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使得政府在新生——增长——膨胀
——推翻的过程中轮回。要想跳出这个轮回，必须建立起一个有自我纠错机制的政府——
人民民主政府。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选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县长、乡长必须人民说了
算。选上是官，下台即民。
王：这涉及到基层政府机构的重建。
李：我以为，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呼唤重构县乡政府体制，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回避这个问
题。否则，我们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王德先：
李昌平说：“上书是我向农民忏悔”
李昌平，38岁，经济学硕士。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2000年2月10日，李昌平含泪写下一封“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的长信，上书国务
院；3月下旬，国务院领导作出批示，农业部派员暗访监利县。随后，一场“痛苦而又尖
锐的改革”在监利展开了。
然而，李昌平终于含着泪水离开了棋盘乡。他远走南方，改名谋职于某公司。
今年2月，改了名的李昌平再次为那封震动高层，并惹来无数麻烦的上书，又一次失业。
9月1日，李昌平来到北京。
今年9月初，笔者见到李昌平。这个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在饱受576个日夜的煎
熬、240多天漂泊之苦后，转变为一个“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者。
笔者与李昌平的一席访谈，铺展出这位来自底层的学者的“农民心”。
笔者：这些年的经历，使你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切肤之痛，这是不是你上书中央的原因之
一？
李昌平：当然是。我觉得，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希望，我们的市场
经济就没有出路。在很多地方，农民几乎没有现金收入，没有消费能力。我们经常说，我
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而70%的农民如果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我们的
经济怎么发展呢？如果农民子弟不能得到良好教育，生活没有保障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笔者：你如何看待你的18年农村工作经历？
李昌平：在监利县，从能力、知识、水平、廉洁、经历等方面来考察，我都是公认的好书
记。但说心里话，我对我工作过的地方的农民常常有一种忏悔的心理。我不敢代表所有的
官员，但我可以代表我自己向农民忏悔。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更应向农民忏悔，因为我们向农民要得太多了，农民的人均收入2000元
不到，我们找他们人均要300元，心酸啊！有多少农民的子女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有多少
农民生病得不到救治，我救助过的农民很少，我作为公仆是有罪的。对我来讲，给国务院
领导写信是我向农民忏悔的开始吧。
笔者：你在湖北、北京、广东的一些大学作过演讲，反映如何？
李昌平：同学们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当我讲农村的一些情况的时候，许多同学哭了，尤
其是来自农村的孩子，因为他们对亲人的痛苦、家乡的凋敝有着特别的感受。他们本身就
是农民子弟，有许多人是牺牲了弟弟妹妹求学的机会才来到学校读书的。
笔者：是不是这些来自草根的力量激励你继续为农民鼓与呼？
李昌平：我要告诉更多有知识的城里人：农民很苦，农村很穷，农业很危险；中国的问
题，如高犯罪率、水土流失、自然灾害、沙尘暴等，其实是农民问题的延伸。我希望更多
的农民的孩子，不要忘了母亲。我希望母亲成为更多人心中的鞭子。
笔者：你给中央领导寄信后，引发了一场监利的大改革，你对这场改革怎么看？
李昌平：我以前不认为，现在同样不认为监利改革是个好的解决办法，确切地说，当时中
央领导批示后，监利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触到问题的根本。
笔者：也就是说监利县农民负担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李昌平：我想，从客观上来说，目前监利农民负担的根源还是存在的，农民养活的乡村干
部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减少，至少这种减少并没有制度上的保证，那么农民负担就有可能只
是变换了形式，实际负担的减少就要打上折扣。
笔者：你是在反思监利改革？
李昌平：我一直在反思，而且我一贯坚持这样的观点：必须重构县乡政府体制，而不是简
单的机构改革的问题。不重构政府，改革找不到动力。重构政府，必须有农民的适当参
与。
笔者：依你的基层工作经验来看，在农村实行费改税政策，对解决农民负担有多大作用？
李昌平：我认为中央的用意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我想“机构改革”如果
不能到位，吃“皇粮”的人不能实质性地减少，农民负担有可能还会增加，最坏的结果是
税增加了，费却没有减下来。
笔者：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具体难在哪里？
李昌平：我总结，从地方而言，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几个迈不过的坎：首先是人要减下来；
其次是农村中的教育问题，现在县乡财政的大部分用于教育，并且这种教育很大程度上是
靠乱收费才能维持，如果不许乱收费了，9年义务教育就画饼充饥了；第三个是农村（县
乡村）债务问题，按照我的估计，从全国的角度看，这笔债务在6000亿元左右，其中最难
处理的是民间借债，利息有的高达40%，最保守的估计每年的利息高达500个亿；第四是涉
农政策的执行动力问题，目前，执行这个政策主要是靠乡里县里的干部，而改革涉及到他
们的利益，他们执行的动力没有制度保证。
笔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农民负担是不是可以减轻，关键是农村机构改革。
李昌平：这种“机构改革”确切地说是农村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第二次“革命”就是县乡的“机构改
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属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范畴。
笔者：你所说的第二次革命，实际上很多人都提过，但机构改革如何运作，运作的方式是
什么，还需要实践去解决。
李昌平：前不久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谈重构县乡政府职能，我说的“机构改革”的实
质是如何重构县乡政府体制，修修补补是不行的。比如目前农村中的许多机构是没有必要
设置的，在农村，许多部门只能靠收费养活自己，怎能不成为农民的包袱。
笔者：怎么理解这个大手术？
李昌平：如何动这个手术，这是一个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的问题。但无论怎样的制度安排
和政策设计都要解决改革的动力问题，确切地说既要给地方政府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又要
给农民监督政策执行的权力和动力，这样政策的推行才有保障。
笔者：怎么动它？
李昌平：首先，必须彻底改革现行干部制度，政府班子和政府部门最起码要做到在岗即
官，下台即民。其次，解决县、乡政府重构需要民间的力量与中央政府的强制力量相结
合。这一步必须要走。最后，人大和人民代表在此基础上进行监督、质询、罢免、弹劾。
笔者：这是一个很难的手术。
李昌平：现阶段以县乡为突破口进行改革是最理性的选择；主动推进县乡民主政治建设是
明智的选择；利用农民的力量解决基层社会全局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是惟
一正确的选择。这是我18年农村工作的结论。
焚天 ： 到底谁该引咎辞职？——兼谈农民问题
对于已经泛滥成灾的贪污腐败，我们总是用抓几个有限的典型的方式，也就是“杀鸡吓
猴”的把戏来以示惩戒，而不是真正依法办事，全面整顿和清理党内外的各种垃圾。对此
那些腐败分子司空见惯了，因为他们如同枝蔓横生的藤萝互有联系，权钱交易和利益共
享，互联网络一般的触手，即使是公检法司也无所不在，稍有风吹草动就应对自如。君不
见贵州、甘肃兰州、山西大同诸多煤矿因为管理不善引发的特大事故接连不断发生，却除
了报道报道之外再无下文，几十几百名矿工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沉默依旧！
其实是，只要你不把所有该杀的鸡杀了，该剐的猴子剐了，用法律和制度保护所有人合法
的利益，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威慑力。吓吓而已！按下葫芦又起瓢！
这是我们的悲哀。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怪事，这些上钩下连的腐败分子们除了不择手段打击报复任何
可以使他们曝光于阳光下的人，威胁、摧残加利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不，含泪
上书国务院，为民请命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被迫“自动自觉”辞职，据说已到深圳打工。
大家只要看一看他辞职的原因，也许绝不是目瞪口呆这个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悲哀和愤怒，
我们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李昌平这样有良知，有魄力也有能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乡党委书记“为人民服务”的空间！
“我下海打工，也是对县乡机构改革的促进。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干部到市场上去找饭吃，
不要两眼盯着农民‘布贴布’的口袋。”他说的是太轻松了，还是太沉重了呢？
如此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做到 “农民负担减了下来(由去年的1382万元减为今年的589.71
万元)；撤(管理)区并校减员150多人；清理整顿高利贷减本降息1000万元；建立了一整套
比较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今年可比上年节约非生产性开支400万元左右。”
是做出这样可喜成绩的人却下岗了，打工去了，为什么？他辞职的后面有什么特殊的背
景？是什么权力之手在作怪？在随意玷污人民赋予的权利？
原来也不过是“我伤害了棋盘甚至全监利县很多人的利益，如继续留下来，对工作不利，
我走，矛盾也带走，有利于工作。”
那么，几年，几十年一直伤害老百姓的利益，伤害他们纯朴的感情的“棋盘”乡，或者
“全监利县”里的干部为什么不辞职？到底是谁留下来会对“工作”不利？李昌平？还是
那些用“白条子”、高息贷款、随便安插人员的行为巧取豪夺老百姓的官老爷们？他们为
什么不主动辞职？或者为什么不敦促他们辞职？即使“下海”是“对县乡机构改革的促
进”，也不应该是他李昌平！由于监管不利和有连带责任的责任人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谁来
承担？怎么解决？这么多的事情谁来管？没有下文！
事实偏偏就是这样残酷，只有“含泪上书”国务院为民请命的李昌平辞职了！那些不断蚕
食鲸吞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蛆虫们活得依旧悠哉游哉，滋润得很哪！
“在深圳打工，吃饭不成问题”，从这句坦诚的毫无怨言的话语中我们能感受到什么？我
们还能感受到什么？辛酸？苦痛？后悔抑或是愤怒？那真是欲罢不能，欲哭无泪的告白！
也许，让所有像李昌平一样有所作为的人被迫离家出走，或者打工便是我们应该不得不面
对的现实？抑或结局？
那么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耕作一年又一年的农面们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现
实？
“农田大面积抛荒、农民负担沉重、乡村债台高筑等等”普遍存在的“农村问题没有得到
普遍重视，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民手里没钱，村级集体负债累累，乡财政赤字一年比一
年大，县级财政也吃紧。不少地方陷入加重农民负担的恶性循环之中。”以至于我们的农
民不得不发出“是种田还是坐牢”呼喊，因为坐牢“生活水平每人每月一百多元，医药费
报销，水电敞开供应，不用担心什么”，成为一个“合法的公民”之后，“一家三口人只
三亩地可种，一年却要上缴各种名目的费、税、款1080余元，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国家统计局研究表明：从1978年到1993年，城市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平均每年增加5％；
而农民只在改革初期增长较快。此后每年增长率仅及城市居民的一半。因此，从1980年到
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从3.1:1下降到2.3:1，但是从1986年起，差距重新扩大，到1997
年，差距扩大到2.7:1。”国家要农民种粮，保证按0.56元／斤收购，结果地方只按0.35
元／斤收购，农民却无权找政府赔偿损失，相反，还得一亩地缴纳500斤稻谷以上的负
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城市居民身上，政府肯定会拿钱补偿。
这就是我们的农民们所面对的问题，种地不过是勉强生存，出去打工吧？又受到种种限制
和歧视，那真是有点走投无路的状态。对此我实在无话可说了！不彻底改变这日益变得残
酷的现实，我们成天空谈改革和减负是不是太虚伪做作，太不把别人的死活放在眼里了
呢？
那么，面对这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现实，我们是不是还要苦苦地等到一个，两个，几
个，几十个李昌平来含泪上书？等到某个“悲天悯人”的“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之后才
来解决呢？要知道，批复所能解决的问题毕竟有限，至多不过是沧海一粟！更可悲的是现
在连这“一粟”都很“难诉”！ 李昌平不是下岗了么？
王克安
就这样目睹着李昌平的悲壮命运吗？
在今年9月8日的光明网上，再次看到关于“李昌平事件”的报道。我放下手头的其他工
作，陷入对这个人的悲壮命运的沉思。
一位经济学硕士、身为一个乡的党委书记的人，就因为给朱熔基总理写了一封信，为当地
农民说了真话，讲了农村的实情，就遭到冷遇和打击报复，不得不远走他乡，飘泊江湖，
实在令人震惊、感慨万端！
据报道，2000年3月上旬，李昌平在给朱熔基总理的信中说：“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
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
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
穷，农业真危险！”接着，这位有着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经济学硕士在4000字的长信中用
数字和事实向朱总理反映当前农民负担太重、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农业生产凋敝以及
“浮夸风”等问题，提出要“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等建
议。4月1日，中央调查组没有找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洽，走访村民，发现情况比
信中所反映的还严重，他们感到奇怪和愤怒：地方怎能把中央的政策当成儿戏？可是，稍
后来自地方的庞大调查组，却使李昌平陷入尴尬的境地。……可想而知，一个“越级”反
映情况和告状的人，在当地还有好日子过吗？李昌平清楚自己的处境，无奈之下，走为上
策，到南方“打工”去了。
我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认真地调查研究一番，看一看在自己所管辖的地
盘之内，有没有与李昌平相类似的情况。依我看，哪一个领导机关、哪一位领导同志这样
做了，那就是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落实了“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实际体现。
我还希望，我们思想理论界的同仁，好好地研究一下李昌平的这个案例。我认为，这个案
例实在是够典型的了。我们大家在探索解决中国改革与发展理论与实践诸多问题的时候都
特别注重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之研究，那么我想，这就是目前中国的国情，
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了很多：
——37岁。多么好的年华呀！正当年！“年富力强”！
——17年的乡镇工作。在青年干部中，能有这么长的基层工作经验，难能可贵。
——学位：经济学硕士。至少在我所调查过的整整20各省和自治区的广大农村，拥有“硕
士”学位的干部，寥寥无几。
——“深切同情”农民的乡党委书记。昨天是农民，今天是党委书记，并不鲜见。然而，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昨天，与乡亲们“称兄道弟”，今天，却是
“官气”十足，“土霸王”一个，哪里还有心思“同情”（更不用说“深切”同情）那些
仍然为生存而拼搏的农民大众？此等人士，绝非个别。
——“含着泪水”给总理写信。身在“官”位，替老百姓办事的基层干部的确很多，但能
够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冒着被排斥和打击的危险给上级领导机关写信者，少；为“众人
之事”，直接给共和国总理写信者，更少； “含着泪水”
为百姓苦难而呼号者，少上加
少。
相比之下，李昌平同志可谓是“人才难得”，遭此厄运，实在令人心痛。
兹根据有关情节，我提出以下主张：
其一，彻底清查，揭开“内幕”。由有关上级领导机关派出得力的调查组，彻底查清李昌
平事件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要查清楚当初中央调查组走了之后，地方上来的调查组究竟都
干了些什么？有没有不可告人的“背景”？是谁人提供了何种“线索”导致县检察院的介
入（调查所谓李昌平的“经济问题”）？后来的李昌平，为什么成了“矛盾的焦点”，以
至不得不出走他乡？“内幕”应该揭开，“铁幕”必须打破！
其二，向“打招呼”者讨说法。无奈之下，李昌平远走深圳，在蓝田公司任总经理。但
是，好景不长，2001年1月，再度辞职。原因是：原来李所在的荆州市的有关领导发现他
在蓝田公司，便向蓝田公司的老总打了“招呼”；只因蓝田的基地在荆州，李为了不让老
总为难，不给公司找麻烦，只好离开蓝田，到一家时政杂志社当了记者。那么，我们有理
由要求荆州方面给个说法，向蓝田“打招呼”，意欲何为？难道非要把讲了真话、揭了当
地“短处”的李昌平置于死地而后快吗？
其三，“官复原职”。综合地看，像李昌平这样的干部，既有学历，又有能力，既有理
论，又有实践，既有比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即使到了南
方的今天，他仍然念念不忘监利螃蟹销路不好、应该推行养黄鳝，还是一心想开发家乡丰
富的“水产资源”），实在太少。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农村最为缺少的，就是这类干
部（真正科班出身的农业技术人员也很缺乏，但相形之下，更迫切需要的则是“德才兼
备”的基层领导干部）。在我看来，只要可能，官复原职，哪怕是一天也行，意在“拨乱
反正”。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我的上述三项主张的基本点和根本意图，就是四个字：
“取信于民”！
——试想，一个人满怀激情地讲出了真话，反映了实际情况，最终导致一个地区改革的深
入发展，并收到了实效，广大农民也得到了实惠，不说是“有功之臣”（即使不予以“重
奖”，但“口头表扬”的资格还是足够的了），起码也不是“罪人”吧！然而，李昌平今
日之悲壮命运，实在是“好心不得好报”。如此“世道”，令人齿寒。平民百姓，看在眼
里，想在心上，长此以往，“信仰危机”。——此等“症候”，一旦形成，且扩大开来，
纵有“神仙”下凡，短时间内也难“治愈”。
——再说了，又是“硕士”，又是“书记”，又是给“总理”写信，信的内容也得到了中
央调查组的确认，朱总理还在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可最后的结局，写信者几
乎成了“流浪者”（笔者本不想用这个词，但又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字眼儿，而且，他比
一般的流浪者还不如，一般流浪者通常承受的是生活上的压力，而我们的主人公所承受的
却是人们最害怕的“政治压力”），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这到底是在向谁“挑战”？
所有这一切，又将在普通人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之大，地域之广，党政
机关门庭之恢宏，大小官员数量之众多，司法机构完善，纪检部门林立，大众传播媒体又
是那么日趋现代化，——到头来，我们连一个应该加以“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住，那么，
我们还能指望“父老乡亲”们背地里说我们的“好话”、喊我们“万岁”吗？别的我不敢
说，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无疑：如此下去，敢于讲真话的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而决不会
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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