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庶                                                 真想为农民“减负”?──没的事!


近两三年来,农民不堪承受的苛捐杂税负担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官方出版物到民间网页,
常有认真讨论。农民──中国人主体──所处的困境,正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真正
关心大多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学者专家的关心。

与此成鲜明对比,中共政权除了年复一年发几份大同小异的红头文件,在行动上正象著名
农村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所形容,“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仅举一例:2001
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发文,吹嘘“费改税”为“治本之策”,要在全国推广实行,才
到6月,便嘎然叫停,半途夭折。

为什么会如此“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因为实在是难啊!

一方面,农村──这里指的是以务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广大农村──民生凋蔽,民怨沸
腾,已经严重威胁了中共统治的“稳定”。李昌平的上国务院领导书、曹锦清的《黄河边
的中国》、白沙洲的《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都是振聋发聩的铜钟,向中
共领导发出了警报。

而另一方面,农民负担过重是中共半个世纪政策的产物,积重难返,要切实解决问题,必
定触及统治最敏感的部位,触动统治者的根本利益。

不管,怕不行;要管,又舍不得出钱。因此而“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

如真想减轻农民负担,必须改变从五十年代初就形成的“剥夺农村发展城市”的既定政
策。

从五十年代初,通过“统购统销”、“合作化”和“户籍制度”三大政策,农民实际上沦
为听任剥削的农奴,从1952年至1986年运用价格剪刀差偷偷地从农民身上汲取近六千亿人
民币,再加上“名正言顺”的农业税一千多亿,共从农业巧取豪夺近七千亿。(李茂岚
《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这真是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需知,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一
年的国民经济总值才一千亿左右。农民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福
利。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加惠与城市。公费医疗、劳保退休、免费教育、福利住
房、物价补贴,一概与农民无缘。中国演变为“二元社会”,农民沦落为“二等公民”。

邓小平推行新政,减轻了农民负担,八十年代前半期被称为农民的“黄金时代”,但“二
元社会”、“二等公民”现象并未根本改变,农民仍然只有交税纳粮的义务,而没有与市
民同等的公民权力。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下降,廉价的农产品使城市消费者受益,为“下
岗”职工日多的城市“稳定”作出了贡献。但是“谷贱伤农”,农民实际收入严重下降。
据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结果,从1996到1999,农民共受损一万六千亿元!(香港凤凰卫视
“世纪大讲堂”2000年6月23日)与此同时,各种苛捐杂税猛增,仅以农业税为例,1993年
为128亿,1998年猛增到400亿,平均年增40%(《读书》2000年第五期陆学艺文),农民为
“欠款”被乡村干部捆打,甚至丧命,屡有所闻。一个降,一个升,本来就收益甚微的农
业受益更加微薄,不少地方竟发生旷古未见的在和平时期农民弃耕现象。

时至今日,要避免问题进一步恶化,仅从农村范围来考虑,绝无根本解决的办法。必须切
实改变实行了五十多年的偏向城市的战略定势,国家必须适当让利与农村,让农民休养生
息。

具体作法可以是在以停征农业税若干年,并逐步改变国家基本不管农村中小学开支的不合
理政策,在财政上对城乡学校一视同仁(实际上,是对城乡儿童一视同仁)。此举可大幅度
减轻农民负担,因为维持农村学校是农村基层政府的最大开支,一般占70%。而且,国家
不管农村教育本身就违反了九年义务教育制,是歧视农民最恶劣的、后果最严重的倒行逆
施。不改,天理难容!

政府这笔钱从哪里来?回答是“开源节流”。

“开源”的主要途径是依法严格征税。目前城市偷税逃税的严重程度令人发指。据北京市
社科院统计的数字,从1989年到1998年,估计私营企业应交税额3058亿元,而实际纳税仅
388亿元,占应交数13%不到,偷逃税率高达87%!(《新华文摘》2001年第六期戴建中文)
中国真是奸商的乐园。除了私营企业,按法规凡月收入超过800元的公民都应交所得税。
(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部分农民根本不用交一分钱的税。)当今城市中月收入超过
800元的比比皆是,事实上,又有多少城市居民在交税?农民因欠交“税款”而被活活打
死,对城里人如此普遍的偷税逃税现象又为何如此宽容?

依法严格征税,当然阻力重重。但我相信只要拿出举国上下残酷镇压“法论功”力度的十
分之一,就定会大见成效。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国家:偷税逃税,逍遥法外;练功信
法,拷打劳改。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政府担当起国际公认的现代政府的职责,依法严格
征税,就完全有条件让利与农村,让农民稍微休养生息一下。那个农村“税改费”的“治
本之策”,也不会因中央政府一年要花200亿元,而自食其言,半途而废了。

“开源”的同时是“节流”。

“节流”第一要压缩城市的基建投资。北京、上海的豪华大楼已经建得够多了,国家的门
面装得够美奂美仑了。北京、上海果真先进繁华,超过巴黎、直逼纽约,也只是1%的中国
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两块陈列橱窗,还真能改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
情?有些事情做得实在太可笑,如北京市政府竟然拨二亿四千万的巨款,建造“四星级”
公共厕所。也是在北京,为申奥改善市容,竟耗资2000亿元,够办“税改费”十年了。现
在申奥如愿以偿,筹办这个运动会要花多少钱?几千亿、几万亿民脂民膏扔进无底黑洞,
将在北京产生多少百万、千万富翁?又跟占人口70%的农民有何关系?中共所以热衷于此,
当然不是为了体育,据说是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但设想如将这千万亿元用在发展农
业、振兴农村、改善农民生活,岂不能真正地、实实在在地“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综
合国力?

“节流”第二方面是压缩行政开支。这里暂不谈日益臃肿的行政机构,特别是农村基层机
构。也不谈官场的奢侈排场,光是在小轿车一项,一年就要花费成千上万亿。一年节下几
百亿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要说的是“公务员”加工资。就是在农民实际收入下降、被苛
捐杂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公务员”们在1999、2000年连续两年加薪,1999年加薪
高达30%,2000年一年竟又两次加薪!朱容基2000年六月八日在清华大学“告别演说”中,
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对能稍微减轻农民负担的“费改税”叫停,另一方面得意洋洋地宣布,
“我们去年长了公务员工资的30%,今年还要长,不长他们怎么出去旅游呢?……去年
(1999年)我拿出600亿来个公务员涨工资,今年不能象去年有那么多钱,……但是我们还
是要涨,除了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外,还能提高他们的自尊,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积极
性。”与农民相比,公务员本来就养尊处优,生活水平不知比农民高出多少倍,还要连续
地、大幅度地长工资,朱总理说,“不长他们怎么出去旅游呢?”真是关心到家了。那
么,八亿农民呢?八亿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仅能温饱而已,几千万农民连温饱都难求。政府
为他们做了些甚么?朱总理为什么不能说“去年我拿出600亿来给农民减负”?难道农民
不是中国的公民?在这个政府的心目中,八亿多农民占什么分量?中共“代表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哈哈哈,呸!

简言之,我以为,今天要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非切切实实对农民让利不可。中国成为“二
元社会”、农民沦为“二等公民”,以致于农民负担日重,说到底,是长期以来剥夺农
民,无视农民利益的结果。当然,再要深究,又有严重的政治原因,容后再议。

——录自【中国农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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