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议报2002.3.27的文章           朱总理，请慢一点自豪

吕柏林按：

本文对朱熔基引以自豪的“国企改革”“成就”作了相当深刻的揭发，如“7.8%”是
一个马屁数字；“国企改革没有实质性突破，金融改革那当然就更加没戏”；“‘债
转股’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馊主意”；比如揭发朱熔基不懂得城市竞争力与农奴利益的
关系时，指出“城市的竞争力增强了，农民就有了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只有农民
大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缓解，通过市场增加农
民收入才有可能实现”；比如“居民储蓄有很大的增长，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
解剖；比如“您听不到关于这些方面的批评，不是因为民智不够，而是因为舆论管制
的结果”，极自然地联系到新闻舆论专政的要害上。更重要的是，作者尖锐地指出，
虽然朱总理没什么值得自豪的政绩，但是，作者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朱总理政府的
所谓政绩的罪恶，即完全是建立在对农奴的犯罪性掠夺上：

一、“人民币不贬值”好比我自己种的白菜，我说不降价就不降价，大不了卖不出烂
掉。

二、中国财政状况“这么好”都是“由农民负担着广大国企的亏损、以及政府的日常
消耗”──只要给农民稍微加重一点负担，就有可能实现您所说的“财政好转”。

三、“财政好转、公务员加薪、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等等福利，“其实都是建立在
对农民的压榨之上的。──对于这一命题我也许举不出足够的证据，仅有的一些报道
譬如说湖北的李昌平所反映的情况，也许还不够全面和系统，不具备完整的说服力。
但我却可以作出一个理论上的推理──那就是，人类所有的经济成果，最终必须是建
立在劳动和创造之上的。既然国企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人们进行劳动和创造的
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那么国企所创造的劳动成果、政府公务员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就
不会有实质性的增加。创造的财富没有增加，而货币收入又要增长，那么承载这些货
币购买力的财富──最终就出在创造者──（大部分是）农民──的身上”。

朱总理，我在电视机前非常认真的看了您的答记者问，觉得您是一个值得敬仰的人，
这么些年来您确实很不容易。但我对您是有意见的，这些意见憋在心里非常不妥，把
这些憋在心里的意见说出来，并公之于众，对于国家的发展或许很重要，这也是我作
为一个普通公民所应尽的责任。

法新社记者问到你，“下一任总理在哪个方面应该向你学习？在哪个方面不应该向你
学习？ ”这其实是希望你对于自己的功过进行总结，可你却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
题。“埋头苦干 ”、“拍桌子”这些只是形式，而不是您实际的功过。您应该值得
学习的地方我姑且不提，但我想指出您最大的失误，也就是“不应该向你学习的地
方”，──那就是，您没有充当起一个真正改革者的角色。

我这里所指的“真正的改革者”，还不是指的政治改革，而是指的经济改革，或者更
具体一点说，是“国企改革”。当去年“三年脱困基本实现”的口号刚提出来的时
候，我就直截了当指出，这是自欺欺人。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您的改革措施并未触
及“产权改革”这一国企改革的灵魂。而离开了这个灵魂，就注定了您的所有的其他
改革措施都不会成功，您的所有功劳都会在这一致命的失误面前黯然失色。

国企的产权改革，说白了就是私有化。许多的御用经济学家一直想把这一难以启齿的
观点用模糊的、可以被接受的新概念表达出来，可都没有成功。一个个灰溜溜的败下
了阵来。您刚上台的1998年，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股份化”的主张，比较著名的
王珏教授，就提出了“劳者有其股”的口号。可您是给他们泼了冷水的，国企改革不
是“一股就灵”，这是您给他们的答复。后来在一再的碰壁之下，您才在去年的记者
招待会上借用老布什之口提到，“股份化和私有化”，是“一种共识，各自表述”
──可已经为时已晚，那些吃了苦头的经济学家们，已没有一个人按照您的想法去表
述他们的“共识”了。

完善的私产制度，这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有效配置资
源的灵魂所在，是中国经济发展所不能回避的“体制性障碍”。正因为国企产权改革
没有触及这一灵魂，所以您的许多的施政纲领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先说您“为此感到自豪”的赤字财政吧。可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说“赤
字财政”，是在国企产权改革未有突破的情况下，为了缓解紧缩而采取的一种迫不得
已的“下策”。众所周知，政府花钱的效率比私人投资要低，原因是因为政府花钱缺
少市场的约束。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是不是“优质资产”，现在还未可知，但“三峡
工程”、“昆禄公路”、“九江大堤”则肯定不是“优质资产”。我们怎么也无法想
象，这些花钱的政府官员，当其投资项目没有市场盈亏的约束，而怎么花钱又缺少民
主监督的时候，他们还会给下一届政府留下“优质资产”──而不是趁机会拼命的捞
一把。

但是，如果您所主持的政府，在国企产权改革上有真正突破的话，您是不必依靠“赤
字财政”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民间的自发投资，这种有市场约束、有效率保证的投资
增长，就足以克服紧缩，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其实我的这一观
点，吴敬琏教授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虽然没有我说得这么直接，但您应该听得出
来。

然后再说您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您对您的这些工作基本满意，可
我却有话要说。

先说“7.8%”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马屁数字，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我们
国家的GDP统计体系并不完善，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劳动工资报表
及其它业务部门的有关资料进行计算和估算的。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国有企业的增长
数字、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数字都是靠官员报上来的，因为存在着“官出数字，数字
出官”的现象，所以这些统计数字本身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经济增长
“百分之几点几”，那完全可以根据统计的需要而进行随意的加工。──以至于，当
我听到“7.8%”这个数字时，我当即就预测出了下一年度的GDP增长应该是“7.2%”，
──因为这可以根据您所提的“7%”想象加工出来。当然，为了不至于太露馅，国家
统计局可将这一数字说成了“7.1%”，但这还是没有逃脱“加工”的嫌疑。

再说“人民币不贬值”吧，戴相龙说，“人民币汇率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可在
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汇率的决定其实就是政府说了算。人民币的汇率在
你的手里捏着，你说贬它就贬，你说不贬它当然就不贬。不贬值的后果，大不了就是
出口竞争力受损，出口下降，这一苦果则由出口商来承受。就好比我自己种的白菜，
我说不降价就不降价，大不了卖不出烂掉。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我们的出口连续十几
个月负增长，这都是“不贬值”闹的。您为了刺激出口，又采取退税、补贴等干预手
段，可这种做法是低效率的，劳神费事、事倍功半，并在机制上支持着走私、骗汇的
盛行。即便如此，这些措施的效果还是不如人民币贬值来得直接和有效。大白菜卖不
出就直接降价好了，干吗绕弯子补贴菜贩呢？

在当前市场决定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调节关键要看进出口的利弊而
定。汇率随市场的浮动，是经济系统自发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夸口“不贬值”其实
就是自愿放弃这一极其重要的调控经济的手段，这是真正的作茧自缚。──而决不是
什么需要“确保”的了不起的成就。人民币汇率应该看情况该升则升该贬就贬，国家
利益远比面子要重要得多。作茧自缚的后果，是我们将为哨子付出过高的代价。新台
币在金融风暴中应声贬值，人家就比我们聪明。

经济增长速度是由庞大的经济系统自然演变的结果，人民币汇率则是调节进出口平
衡、维护金融安全的强有力工具，这两项东西都是不能去“确保”的。您的“确保”
一开始就犯下了方法论上的错误。而您可以去“确保”的东西，──那就是“确保
国企改革不走过场，触及灵魂，确保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得以突破”──可
对这些您能够“确保”的东西，您却没有去“确保”。您在自己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及“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突破，说明您对于这一点是心中有数的。

您认为“三年脱困”已经基本完成，理由是“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
的财政状况不可能这么好”──当然，中国的财政状况是否真的“这么好”，我们没
有发言权。但是有一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很大的比重，不管国企的改
革是否有突破，其实际的利益格局，都是“由农民负担着广大国企的亏损、以及政府
的日常消耗”──而农民的生产力也会有着自然的进步，所以只要给农民稍微加重一
点负担，就有可能实现您所说的“财政好转”。

我个人认为，您所提出的政绩，像“财政好转、公务员加薪、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
等等福利，其实都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压榨之上的。──对于这一命题我也许举不出足
够的证据，仅有的一些报道譬如说湖北的李昌平所反映的情况，也许还不够全面和系
统，不具备完整的说服力。但我却可以作出一个理论上的推理──那就是，人类所有
的经济成果，最终必须是建立在劳动和创造之上的。既然国企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突
破，人们进行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那么国企所创造的劳动成果、政府
公务员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增加。创造的财富没有增加，而货币收入
又要增长，那么承载这些货币购买力的财富──最终就出在创造者──（大部分是）
农民──的身上。

既然国企改革没有实质性突破，金融改革那当然就更加没戏。因为一个健全的银行体
系，它必须有着一个健全的、有活力的、有着理性经营机制的企业体系来作为它的基
础。企业体系的改革没有完成，金融改革当然就是一句空话。您所提出的“债转股”
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馊主意，把露在屁股外边的箭尾巴剪掉，就说箭伤已经治好了，这
是笑话。您听不到关于这些方面的批评，不是因为民智不够，而是因为舆论管制的结
果。

既然国企改革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您所提的五项改革中的其他改革，尤其是政府机构
的改革，最终也会成为空话。因为不管怎么改，改过来改过去，这些人不是去创造新
的财富，而只是以另外的形式参与对现有财富的再分配。所以这种改革的唯一结果，
就是创新了“给农民增加负担的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这也就是您
所说的“最让你头痛的问题”。

您说“农民负担的问题最终还是会得到解决”，但您却并没有指出具体解决的方法。
所以我有理由对此提出忧虑。

我认为，农民负担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国企改革，或者说是“所有制改革”
这一死结上来。也就是说，只有国企改革真的有所突破了，经济增长方式真的有了根
本的转变，国家的经济才会真正的充满活力和机遇。城市的竞争力增强了，农民就有
了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只有农民大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农产品过剩的问题
才能得到根本缓解，通过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才有可能实现。

确实，在您所主政的四年间，“居民储蓄有很大的增长，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
这却是以窒息经济活力、窒息民间投资积极性为代价的。官员们（和其他食利者们）
涨薪了，这储蓄自然会增长，钱多了又不能投资，而老百姓的消费却每况愈下，所以
当然不会有通胀。但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大量的货币呆在银行却不肯去参与创造，
终究是很危险的，这虽然不表现出通胀，但却和通胀一样可怕。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是
依靠诚实劳动，而是依靠贪污受贿和对老百姓的掠夺，这迟早要酿成社会动乱。

把银行的存款逐步地引导出来进行投资，让其参与到经济创造的过程中去，这是化解
当前潜在的金融风险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而要想让银行的钱出来投资，对于国企的彻
底改革就迟早要进行，“建立完善的私产制度”将是早晚间的事。

我对朱总理的意见就这么一些，核心的观点就一句话，“开启真正的国企改革，并建
立完善的私产制度”。现在您回避了这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您现在“自豪”，
还为时过早。

当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明确地知道了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现在也
为时不晚。开启真正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稳定，而且也有利于共
产党的声誉，有利于国家政权以和平、稳妥的方式向民主化的转变。

──录自【靓文转贴】2002.3.27 （ http://bbs.zhangyang.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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