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农民与中共的恩怨情仇
在中国现代各阶级中，农民阶级即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者阶级，可以说是最不幸的阶
级：是历史最为沉重而现况最为窘迫的阶级，是作出牺牲最多而获取回报最少的阶
级，是承受苦难最多而得到同情最少的阶级，是生存质量最为低劣的阶级。
一、农民养育了中共
49年前，中国农民充当了中共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为中共武装斗争作出了巨大贡
献：其一，营造了大片根据地，用以休整部队和预设战场；其二，提供了大量物
资，用以补充给养；其三，输送了大批兵员，用以冲锋陷阵，其中数以百万计者成
了“革命先烈”，以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掩埋的大多是农民子弟的白骨。
49年后，中国农民又成了中共政权的基础力量。他们，响应执政党和毛泽东的号
召：其一，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半惜半喜地交出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办
初级社，办高级社，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还一度交出锅碗瓢勺等生活资料，办
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过共产主义生活；其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知
无怨地接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容忍政府将大量农业资源无偿地转移
到工业生产中和城市生活中，接受这种有别于地主盘剥的“另类盘剥”；其三，积
极参加“三面红旗”运动，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用尽了力气，挖空了
家底，还饿死了数千万人。
执政党屡屡声言：他们牺牲了2千万人才夺取了政权。对此，后人可作两点补充：
其一，这个用2千万人生命换来的权，却造成了至少5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二，在
上述“2千万人”中，至少有1千8百万人是农民；而在上述“5千万人”中，至少有
4千5百万人是农民。
改革之初，中国农民又一次扮演了他们曾在战争年代扮演过的角色，又一次充当了
打头阵者。凤阳乡小岗村农民写下血书，决意走已故毛泽东主席曾决意不让他们走
的路，决意搞“单干”、搞“包产到户”，即后来所说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小
岗乡农民这一举动，迅即引起邻近农民效仿，并波及全国农村地区。农村中的“承
包制”，还触动了城市里的“大锅饭”。“包”字进了城，进了城里许许多多领
域。因此，中国农民完全有资格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事业是他们用实际行动开创
的。
改革之中，农民既然做了改革的先锋，就应获得改革的好处，但事实不完全如此。
他们一方面确实获得某些改革的好处，另一方面在获得这些好处的同时也面临着许
多问题。例如，从总体上看，农村人口收入确实获得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也确实获
得提高，但问题是：农村人口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城市人口收入增长速度，城
乡经济差别进一步扩大；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也常常低于农民负担水平提高幅
度，各地农民都程度不一地苦于各种硬性摊派，苦于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可以说，
中国农民阶级仍处在相对贫困状况中。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中国二三产业迅速增长，中国农业剩余劳力纷
纷涌入其他行业，涌入城市，形成一波波“民工潮”。“民工潮”为二三产业和城
市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必要且廉价的劳力。民工们几乎包揽了城里人不愿干的高危
工作：深井挖煤，高空盖楼……民工们还几乎包揽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
苦活：补鞋、扫马路、搬运家具、倒卖瓜果蔬菜……进城农民中的女性还几乎包揽
了城里人不愿干的侍侯人的活：肯吃苦的当保姆，给雇主家洗衣、烧饭、带孩子、
看护老人，常看人家的脸色；肯卖身的做小姐，给出钱者陪酒、陪舞、陪洗澡、陪
做一切能挣得可观收入的事情，不经意给城里的旅馆业、餐饮业带来一片“繁荣娼
盛”的景象，使灯更红、酒更绿。
民工们还从内地农村涌进了沿海地区，涌进了各种名目的“三资企业”。其中许多
人涌进了各种形式的“血汗工厂”：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甚至超过12小时，超过
14小时；每周工作超过6整天，甚至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月工资仅为数百
元。其中一些人还受到人身限制，整日里被锁在工厂里，一有火灾就犹如身陷火葬
炉，被活活烧死在紧闭着的铁窗前和铁门边。这种火烧活人事已屡屡见诸报端。
所谓“民工”，即原是农民现是工人者，按理说应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不过，这
部分工人阶级在这个名为“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里，却享受不到工人阶级理
应享受到的许多基本权利，如享受不到劳动保护、失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权
利。他们是市民中的另类，是城镇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因此，所谓“民工”，除了
可称之为“原是农民现是工人者”外，还可称之为“在乡下是农民到城市成贱民
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确挣到了钱，但其中一些人在挣到钱的同时，也失去了
尊严，并积聚了怨恨。
在涌入沿海地区的“民工潮”中，有一大批“打工妹”进入各种外向型企业。她们
因其独特的素质和超常的付出，而为沿海经济发展乃至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农村艰辛困窘的生活，使她们养成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品德；农村男尊女
卑的风俗，使她们养成特别能忍气吞声的品性；青春女性的生理特质，使她们很轻
易做到心灵手巧；城乡收入的巨大反差，又使她们很容易感到心安理得。她们这些
特点，使她们成为优质打工者，即特别适合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的优质打工者。她
们能够从事：那种需要高强度投入和长时间投入才能做好的工作，那种需要一定技
能和一定体能才能做好的工作，而且是需要非常细心和非常耐心才能做好的工作。
她们能够遵守：那种由私营老板刻意订立的企业纪律，那种常常含有不合理规定的
企业纪律，甚至含有侮辱人格规定如接受搜身检查的企业纪律。她们能够忍受：那
种常人很难忍受的苦痛，其中既包括身体的苦痛也包括心灵的苦痛。在这种境遇
中，打工妹们还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即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能够独立于厂方的工
会，因而在劳资关系上，总是处在因力量分散而无法与资方抗衡的弱势地位上，不
得不听任老板们随意延长劳动时间，随意开除工人。
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个被执政党夸耀为“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竟不
能自组工会；而在那些被他们指责为“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可以
自组工会，其工会势力相当强大，如美国的“劳联”、“产联”的势力就十分强
大，常常能够在劳资纠纷中迫使资方作出重大让步。
如果仅就如何处理劳资关系而言，资本家办工厂的天堂并不在所谓“资本主义国
家”里，而是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的那些允许私人开厂的地方，尤其是在中
国那些允许私人老板雇佣打工妹的地方。私人企业家们只要把针对本地掌权干部的
公关工作做好，做出名堂来，送钱，送物，送小姐，送股份；就一切OK，就能够随
其心意地压榨工人、苛待打工妹。
如果再就劳动力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比而言，资本家办工厂的天堂，也是这些允许他
们雇佣打工妹的地方。这里的打工妹超常高投入而获得低工资；她们的老板们则超
常低投入而获得高效益，即高于在其他国家办同类厂的效益。
就某些劳动密集型工作如制衣制鞋来看：在劳动技能上，中国打工妹与发达国家工
人没有多少差别；在劳动时间上，前者则比后者多出近一倍；在劳动收入上，后者
则比前者多出数十倍；在劳保待遇上，者就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了。因此，用中国
打工妹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无与伦比的成本优势，具有难以抗衡的市场竞争力。
今天，在中国制造的玩具、鞋类、中低档成衣，以及家用电器，已经涌向了世界各
地市场，并在一些国家中占据了最大市场份额。“Made in China”竟成了世界轻
工及家电市场的流行语。
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业的崛起相伴随着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相关产业的衰落，如美国
的玩具业、制鞋业和中抵挡成衣业已是一片萧条。这正象今日中国的大豆种植业的
景象，并可能象明天中国的粮食种植业的景象，或可能象明天中国的高新技术领域
的景象。我们既要设法获得“世界一体化”带来的好处，也要准备承受“世界一体
化”带来的疼痛。这种疼痛可能是阵痛，也可能是久痛，持久的疼痛。中国打工妹
无疑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血汗功劳。因此，国人应善待这些打
工妹，至少不应忘记这些打工妹，不应忘记她们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以及做
出了什么样的成就。不要象许多马屁文人那样，一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便马
上把这成就都归功于那些高高在上而不知打工妹苦的领导人：比如，归功于那些深
居简出且酷爱打牌的领导人；比如，归功于那些云游天下且酷爱唱卡拉OK的领导
人。
中国人不要忘记自己的“打工妹”，至少就应象日本人不曾忘记他们的“望乡女”
那样。上世纪初，日本也曾有一批农村妹子外出谋生，结果被买到东南亚做了窑
姐。她们受尽凌辱而不忘家乡，把卖身挣来的外汇源源不断地寄回日本，或多或少
地增进了日本的原始积累，添砖添瓦地支持了日本的现代化建设。她们生前日夜思
念着家乡，死后墓碑却背对着日本，似是表明自己既羞对家乡又怨恨日本。
不过，发达起来的日本人没有忘记这些望乡女。每年都有她们的家乡人来祭扫她们
的墓地。小说家九丹在其“乌鸦”中就描述过这类情节：两个日本男人来到新加
坡，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蹂躏那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小龙女”，另一方面又诚惶诚恐
地来到这些“望乡女”的墓前，合掌、跪拜、泪流不止（参见该书第265～270
页）。对于出卖肉体的“望乡女”，日本人都不予忘记。对于出卖血汗的打工妹，
中国人就更不应忘记了，而要给她们立碑，给她们筹募保险基金，要敦请那些从她
们身上赚足了钱的外籍企业家、港台企业家、内地企业家，多多少少拿出一些超额
利润捐给这一基金。
入关之时，中国农民又一次扮演了他们曾屡屡扮演的角色，又一次成为被牺牲者。
在加入WTO条件问题上，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谈判了10几年，谈妥了许许多多问题，
谈到最后谈剩下7大问题。这7大问题都涉及中美两国重大经济利益的得失问题，故
而都属于双方不肯作出让步的底线问题。于是，谈判陷入僵局，似乎很难再谈下去
了。为了打破僵局，中国国家领导人亲自出面谈判，并率先作出让步，以换取美方
也相应作出让步。中国国家领导人作出的第一个让步，就是中国谈判代表谈了10几
年都不敢作出的让步，即同意接受美方提出的降低农产品关税的条件。这个让步意
味着，美国许多农产品将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并因其价格优势或质量优势而击败中
国同类农产品，进而深深地伤及中国农民：或逼得中国农民不得不降低产品价格，
从而减少收入；或逼得中国农民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从而背井离乡。这一让步的
实质，就是通过牺牲中国农民的利益来换取中国入关的资格；或者说，就是通过牺
牲一个阶级的利益来换取整个国家的福祉。可问题是，这个阶级的人口占这个国家
的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执政党又老爱标榜自己始终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利
益。
二、中共欠下农民许多许多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农民阶级无疑是最不幸的阶级；而他们的历史遭遇大多是与
中共的历史作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曾作出巨大牺牲以支持中共革命，使其能打下
江山；接着又承受巨大苦难以服从中共统治，使其能坐稳江山。他们对于中共，既
是倾囊相助，又是倾命相助，可以说是恩重如山。可是，后者反而以恩人自居，并
不时提醒前者：要衷心地感激党，感激毛主席，感激党和毛主席使他们终于能够
“翻身得解放”，终于能够“当家做主人”；还要尽情地歌颂党，歌颂毛主席，不
妨“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妨“把蓝天作纸，把大海作墨，把青山作笔，也写不完
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执政党屡屡声言自己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其中包括始终代表广大农民的利
益。不过，他们在这里只说了半句话，即只是说明他们负责照看人民的利益，而没
有说清楚他们这几十年来负责照看人民利益的实际效果，尤其是负责照看农民利益
的实际效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比如，他们至少没有说清楚这几十年来党政干部
生活与普通百姓生活的差别，尤其是与普通农民生活的差别，究竟是缩小了还是扩
大了？若是前者，则说明这种代表性正在获得加强；若是后者，则说明这种代表性
正在失去代表性。在这个问题上，执政党应坚持“老三大作风”之一，即“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作风”，而不要坚持“新三大作风”之一，即“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作
风”。象说自己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这样的话，最好要由别人去说，要讲一点风度，
要讲一点礼仪廉耻；而不要由自己来说，不要自己给自己送“万民伞”，不要自己
把自己弄得很快乐。
鉴于上述考虑，执政党如何对待农民，不仅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和政治方面的问
题，如能否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如能否维护农民公民权的问题；而且涉及道义方
面的问题：如对农民讲不讲信用的问题，如对农民有没有同情心的问题。这道义方
面的问题，是今天一些学者不大注意的问题，或不予论述的问题；但就中国传统史
观来看，则属于有关农民研究应予关注的问题，或应予褒贬的问题。具体说来，所
谓对农民讲不讲信用的问题，指的是执政党对农民还不还历史欠债的问题；所谓对
农民有没有同情心的问题，指的是执政党对农民守没守良心底线的问题。
这信用问题和这同情心问题，都涉及执政党的党德问题或党格问题，都涉及中国春
秋史观所要关注的历史道义问题。关于这信用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共与农民关系
可以说是一种信贷关系，一种最终不能履行的信贷关系，一种以贷款始而以烂帐终
的信贷关系：前者是贷入方，即向后者大举借债方，也是不能履约方；后者是贷出
方，即向前者慷慨解囊方，也是血本无归方。不过，两者都是破产者：一是信用破
产者，背上欠债不还的恶名；一是资财破产者，陷入困苦不堪的境地。
1949年前，慷慨激昂的中共党人向憨厚狭义的中国农民作出许诺：现在你们只要全
力支持我们，使我们能够夺取全国政权；将来我就一定重重报答你们，让你们能够
过上幸福生活，幸福得就象是生活在天堂里一样。后者听之信之，并为之作出了巨
大牺牲，献出了不计其数的资材、人力、鲜血和生命，最终把前者送进了北京城，
圆了他们在井冈山时的一个梦。1949年后，中共面临着自己如何向农民兑现承诺的
问题，面临着自己是否对农民讲信用的问题。就毛泽东执政事实来看，就毛泽东治
下农民并没有过上天堂般生活而仍处于一穷二白状况来看，毛泽东及其执政党对农
民是没有履行承诺的，是不讲信用的。这就使中共与农民的关系，成了一种欠债不
还的关系，一种以信贷始而以毁约终的关系。
早在1953日，梁漱溟先生就对执政党农村工作提出过类似批评：“有人说，如今工
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
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
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
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引自汪同林：“梁漱溟问答
录”第7章）。事隔数十年后，梁先生表示他一直都不明白他当时所说的话为什么
会惹得毛主席发那么大的火：“毛泽东主席当时何以如此严厉地批判我？我至今觉
得还是一个谜。”不知梁先生是真不明白、还是不便说明白。有一点很明白，至少
是在后人看来很明白：他对执政党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尖锐得能让被批评者坐立
不安，何况被批评者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一触即跳的人。
不谈梁先生的其他批评言辞，就谈他的上述那几句话，说白了就是：指责执政党对
农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可是，按中国传统政治观，说一个政治家待人忘恩负
义、过河拆桥，无异于说他是在耍流氓，至少有耍政治流氓嫌疑。梁先生和毛先生
都属于老辈人，都熟知史上的故事，包括熟知史上那些有关政治禁忌的故事。梁先
生说话，自是能说到要害处；毛先生听话，也自是能听出要害来。概而言之，梁先
生对执政党的批评，可以说是多重的，既是工作批评，也是道德批判；并且重重批
评都是鞭辟入里的：工作批评是说执政党施政有误，竟让治下人口最多的群体，即
“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生活在九地”；道德批判则是说执政党薄恩寡
义，竟让自己最应感恩的阶级，即“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
民”，“生活在九地”。梁先生如此尖锐的批评，怎能不让执政党生气、怎能不让
毛主席勃然大怒！因此，梁先生所说的“毛泽东主席当时何以如此严厉地批判我”
这“一个谜”，说开了就是：梁先生的批评属于真正的批评，即那种一针见血的批
评；毛主席的发怒则属于真情的流露，即被针扎痛了，痛得本相毕露并有失风度地
跳了起来，且又叫了起来。
一位笔者熟识的老共产党人，自30年代中到50年代初，一直从事中共农村工作，当
过中共的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也一直生活在农民群众中，领着农民群
众斗土豪劣绅、打鬼子、老蒋。他和他的同志们，既帮助农民，也依靠农民，既为
农民减租减息、清匪除霸，也向农民寻求支持、寻求庇护、征兵征夫、征粮征物、
建设根据地、建立堡垒户。他和他的同志们，也正因此而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建
立了一种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民有困难时，他们能倾力相助。他们有困
难时，农民也能倾力相助，甚至舍命相助。他本人就曾被农民冒死救过性命。他一
直把农民视做自己的恩人，也视做共产党的恩人。文革后，他回到了自己曾打过游
击的冀鲁豫地区，看到这块老革命根据地竟呈现一片破败的景象，看到当地老百姓
仍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其中一些人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比49年前好不了多
少，甚至还有所不及。他哭了，哭得老泪纵横，既为这方土地这方人民感到难过，
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报应；也为自己曾为之奋斗的事业感到难过，没想到会有这样的
结局；更为自己所在的党感到难过，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政绩，可它还好意思一个劲
地自吹自擂。返回北京后，他就主动当起了“老区驻京联络员”，串连杨得志等冀
鲁豫区老同志一起行动，或找中央向老区拨出扶贫资金，或找专家为老区制定发展
规划。他的家也成了“老区驻京办事处”，管吃管喝那些来京办事的老区人。他还
拿出自己的积蓄来抚恤一位在战争年代死于非命的民兵的遗属。他这样做，实是在
替他的党还债替那位已故的毛泽东主席还债，还积欠农民的债，尤其是积欠老区农
民的债。他也知道，他这样做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他更知道，他这样做总比
不做好。如今，他已80多岁了，已做过心脏支架手术，腿脚不大灵便了，可心里还
挂念着农民，还挂念着现代中国这一最大弱势群体。
前不久，这位老共产党人还和笔者谈起农民问题，边谈边摇着头说：农民太惨了，
到今天也没能真正翻身，这个党、这个国家对不住他们呵！这无疑是一位守信用的
老人，无疑是一位有良心的老人。不过，他的守信最终成了他的一种负担，他的良
心最终成了他的一种压力，使他的晚年活得很沉重，活得寝食不安、长叹不已。他
曾对笔者说，在这大半个世纪中，他身上如果有什么东西始终没变的话，那就是理
想主义精神始终没变，就是始终相信：这天下是要讲公道的，这老百姓是要过上好
日子的，而我自己是要为此做一些事情的，尽管做起来很难，但做总比不做好。
在中共老干部群体中，至少有这样两种类型：一是出身社会底层的翻身农民型党
人，二是出身有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型党人。前者是因不堪穷困而参加革命的，是被
生活逼迫而上了“梁山”的；后者则不大担心生计问题，主要是因追求理想而参加
革命的，是由自己选择而走向“梁山”的。在前者的革命动机中，无疑有许多物质
方面的想法；在后者的革命动中，则大多是那种道义方面的夙求。在革命成功前、
在艰难困苦中，中共老干部们之间的差别，还不怎么明显。他们所处的位置与他们
革命的目标都很遥远，故而都在艰苦卓绝地奋斗着。到了革命成功后，到了位高权
重时，中共老干部们之间的差别，即他们当初为何参加革命的那种基因性差别，就
逐渐显化了。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他们此时所处的位置离他们当初革命的目标已
十分接近，甚至合二而一了。“阿Ｑ”终于能够在“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上滚一滚
了。于是，他们固步自封，不求进取，逐渐养尊处优起来，甚至腐化堕落起来。他
们成了“革命的暴发户”，先是艰苦奋斗，激情万丈；继是恣情挥霍，俗态百生。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此时所处的位置离他们当初革命的目标仍十分遥远，似
乎还要再走一个万里长征，因为老百姓们还远远没有过上好日子。于是，他们戒骄
戒躁，继续奋斗：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朴朴素素；在工作上愿做老黄牛，兢兢业
业；尤其在政治上敢讲真话，并因此而多受磨难。无疑，在这“暴发户”型老干部
中和在这“老黄牛”型老干部中，都是既有翻身贫民型党人，也有知识份子型党
人。不过，比较起来说，知识份子型党人成为后一类老干部的几率要高一些；换句
话说，翻身穷人型老干部的腐化率要高一些。
上述那位替党还债的老共产党人，就属于那种出身有产阶级家庭的知识份子型党
人，并在建国后成为那种仍在艰苦奋斗的老干部。据笔者了解，北京现在还有一批
这样的老共产党人。他们大都有80上下的年纪，大都能享受“高干”的待遇，但仍
操心着国事，既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也牵挂着中国政治改革问题。他们十分
痛恨贪官污吏，痛恨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痛恨种种社会丑陋现象，尤其是那些不民
主、不公正的现象。他们还敢于把自己的这些不满表达出来，有时还能够以慷慨激
昂的形式表达出来，甚至以“骂娘”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们属于这个国家中最敢讲
话的人群之一。可以说，北京的这批老共产党人的存在，构成了这个红色首都中的
一道风景线。可是，笔者不知道，这道风景线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究竟是一个好的
征兆，还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呢？因为，这道风景线毕竟只定格在一小批7、80岁的
人的身上，而不是定格在一大群17、8岁的人的身上。这似乎是一种青春精神倒错
现象。
一位美籍华人对笔者说，他到美国前是在台湾受教育的，视共产党人为洪水猛兽，
后来在大陆接触了一些象李慎之那样的人，便改变了自己先前那种很笼统的对共产
党人的看法。他发现在这一类共产党人身上，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有一种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他们虽已年迈，却仍关心着国家命运，关心着社会公正。
他说这些老人是他在大陆所看到的最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可是，笔者也不知
道，这个评价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究竟是一个褒义的说法，还是一个贬义的说法
呢？其间似乎隐喻大陆青春精神已近迟暮时分。
三、牺牲农民的恶人政治
谈到同情心问题，不能不提两个人：一是卢梭，一是孟子。卢梭曾断言人有两大天
性：“自爱心”和“怜悯心”。他所说的“怜悯心”，即今人所说的同情心：“我
们在看到任何有感觉的生物、主要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时候，会感到一
种天然的憎恶”（《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序以及第一部份，商务印书馆，1962
年中文版，第62～110页）。他把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怜悯心”，看作是人类最基
本的道德感，看作是人类其他一切道德感的出发点。换句话说，一个人若要是缺乏
同情心，也就是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感，缺乏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基准。孟子则曾断
言，人有四种“良知良能”，或四种生而有之的“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
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
子 公孙丑上》）。其中的“恻隐之心”，亦即同情心，如“人乍见孺子将入于
井”而生出的怜悯心。孟子把“恻隐之心”看作“仁之端”，即仁之本原；也就是
把同情心看作人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感，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底线：“无恻隐
之心，非人也”。
对于中国农民的历史境遇和现实状况，稍有良知的一般人都会抱着同情心态，而与
中国农民有着特殊历史关系的执政党是不是也抱着这一心态呢？这是一个很难用
“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从执政党的一些言行中，人们可以找出有关这一
问题的肯定答案；从执政党的另一些言行中，人们又可以找出有关这一问题的否定
答案。在中国现代各阶级中，农民无疑是最令其他人同情的阶级，也是最令执政党
左右尴尬的阶级。
其一，关于肯定方面的答案。──执政党年年都强调要提高农民收入，要缩小农民
收入增长速度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都显得要把农民问题放到很重要的
位置上。执政党有时也能出台一些助农措施，如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如放宽农
民进城打工限制。政府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令我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
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这几年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得不快，个别地方还有所下
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新华社2002年3月15日讯）。显然，在
政府总理的这一“头痛”中隐有两层焦虑：一是技术层面上的──这是一件很难办
成的事；二是价值层面上的──这件很难办成的事，恰恰也是很应该乃至最应该办
成的事，因为执政党不能再继续对不起农民了。而在这后一层焦虑中，无疑隐有对
农民的愧意。作为总理，他也应该有愧意，应该为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谈判入关
条件时作出有损农民利益的重大让步而有愧意。所以，他在说了“令我最感头痛”
的话后，又谈了一些有关进口农产品方面的话，发了一通针对美国关税政策的牢
骚。
其二，关于否定方面的答案。执政党年年都讲要提高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但就实际
效果来看，年年都止于承诺，致使城乡人民收入差别年复一年地加大。执政党年年
都讲要制止农村乱摊派，但就实际效果来看，年年都止于文件，致使农民负担年复
一年地加重。有的地方甚至连文件都予以封杀，如江西省曾有查封《历年中央农村
工作文件汇编》案。这就荒唐得让人弄不明白：究竟是中央权力大、还是地方权力
大？是中央有权查封地方的东西、还是地方有权查封中央的东西？这些都是不争的
事实。
执政党只是承认农村的经济生态问题较为严重，而不大谈农村的政治生态问题更为
严重。如今一些地方的一些乡村干部，已沦落为一批乡村恶霸。他们肆意地盘剥农
民，肆意地凌辱农民，在压榨和欺侮农民方面无所而不为。他们还打着“维护稳
定”的旗号，不准农民群众表示不满，尤其不准农民群众越级告状。在今日中国，
“维护稳定”被执政党奉为最重要的国策，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即为了
“维护稳定”，可以做一切事，可以不择手段，包括可以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
这，就其实行效果来看，既有正面意义，也有负面意义。正面意义在于为中国的经
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负面意义在于为中国的
贪污腐败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党政干部的腐败率在“稳定”中持续上
升，国库资源的流失量在“稳定”中持续增长，老百姓心中的怨恨也在“稳定”中
持续增长。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于许多中国权势人物来说，“维护稳定”是一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的事情。公，
在有利于国家发展经济，开辟财源，增加国库里的东西。私，在有利于他们包括其
亲属，能更好地享受国库里的东西，以公开的方式挥霍国库里的东西：大兴土木，
搞面子工程，大摆场面，树个人形象……或以暗中的方式盗窃国库里的东西：官小
者由自己出面谋取，官大者由老婆、儿子等亲属出面谋取，或搞请托、倒批件、当
中介、收好处费；或骗贷款、开公司、当老总、通过暗箱操作承接国家工程……
所谓维护政治稳定，就是维持现有政治体制不变；而所要维持不变的这个政治体
制，则是一个一党专政故而缺乏权力制衡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党政权力可以干
预一切社会领域里的活动，包括干预经济领域里的活动。因此，在维持现有政治体
制不变的情况下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就不能避免党政权力大举介入经济活动。“打
着社会主义旗帜的经济改革”搞得越红火，“有中国特色的权钱交易”也就搞得越
火红。最近这10年，既是中共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10年，也是中共建国以
来乃至中国有史以来官场腐败最为猖獗的10年，因而也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共政权隐
患越积越多的10年。
中共已进入了它有史以来最遭老百姓议论的时期，尽管它此时最爱讲什么“始终代
表人民”的话。40年前，中共农村工作元老邓子恢在中共中央党校大会上，把许多
中共农村干部比做蒙古“鞑子”，比作国民党“保长”：可以说大部份干部不与群
众联系；有的干部工分多，大吃大喝，贪污浪费；过去老百姓养1个“保长”，现
在养许多“保长”；过去10户养1个“鞑子”，现在2户、5户养1个“鞑子”（邓子
恢：《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1962.7.11，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
资料》第24册，第106～114页）。
“鞑子”是史上汉人最痛恨的人。“保长”则是建国前中共在农村最敌视的人。从
这个比喻性说法中，可以看出当时农村的吏治已相当恶化了，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
邓公的心情是极为憎恨的。邓子恢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是中共党内那种极为罕见
的、既能体恤农民疾苦、又能为此而敢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元老级人物。在中共高层
内，邓子恢与彭德怀都不属于“滑头派”、“哈毛族”，而都属于刚正不阿之人，
都属于毛泽东不能容忍之人，故而都早在50年代就挨了整，一个被毛讥为“小脚女
人”，一个被毛和其追随者打成“反党集团首领”。有人因此而戏言：在中共高层
人物中，50年代被毛冤整者，属一等好人；60年代被毛冤整者，属二等好人；文革
时期被毛冤整者，属三等好人；曾参与整过人的人，而从未被毛冤整者，则一定是
坏人，很可能是一等坏人，如康生辈。
40年后，邓子恢所憎恨的那种农村吏治现象，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了。现
时中国大陆一些地区的乡村吏治：既赶不上1911年前“皇上”治下的乡村吏治，也
赶不上1949年前“老蒋”治下的乡村吏治。那些乡村干部比“鞑子”还凶，比“保
长”还横。许多农民群众则生活在非常困苦和非常屈辱中，感受不到这世上还有国
法，还有公道。
当今中国领导人很爱向世人畅谈中国的经济成就，甚至炫耀中国的经济成就。诚
然，畅谈乃至炫耀那种能给自己带来荣誉感的事，是人之常情，是大多数人都爱做
的事，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们如此畅谈或如此炫耀，最终搞出了“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的效果。
其一，搞出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风气。──在所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下，
中国大陆传媒热衷于作正面报道：大力宣传中国国家形势的美好景象，频频使用
“盛世”这个亮词；大力宣传中国领导人的“丰功伟绩”，竟搞起个人迷信来，几
近“文革”情状。甚至有一大学校刊称：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
人富起来了，第三代领导人使中国人强起来了。言下之意，今日的中国已成为一个
既富足又强盛的国家了。于是，《走进新时代》的歌唱起来了，《今天是个好日
子》的歌唱起来了，唱得歌唱者受宠幸，唱得被歌唱者飘飘然而不知天高地厚。可
是，很少有媒体能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作出有深度的报道，很少有媒体能客
观且全面地报道中国农民的现实处境，以及他们的真实心态。
其二，搞出了一种“爱摆奢华场面”的风气。──为了显示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个
国家大大小小领导机构都爱搞形象包装，包装国家，包装城市，包装政绩，包装领
导人；并为此而不惜花费巨资，有时简直是在大把大把地抛撒金子、银子：1999年
为操办“50年大庆”而花了不下数百亿人民币，一掷亿金地为北京城披上盛装；
2001年为召开“爱派克会议”而花了不下数十亿人民币，一掷亿金地在上海滩大摆
宴席。这些年来，这个十分爱讲面子的国家，无疑搞出了许多旨在突出领导人形象
的工程，并搞出了一种恶俗，即那种“领导人极欲作秀”的恶，结果导致这个国家
的许多行为，都带有相当浓厚的表演色彩。这些年来，这个还处在发展中的国家，
无疑搞出了许多连发达国家──那些在人均收入上高出中国数十倍的国家──都搞
不出毋宁说不敢搞的富丽堂皇的景象，并搞出了一种恶俗，即那种“暴发户刻意露
富”的恶俗。可问题是，这个国家还未真正暴发起来，还只处在“要暴发而未暴
发”的过程中。
不知这些领导人有没有想过，就在他们大摆那些奢华场面时，其治下还有数万万农
民以及数千万下岗工人仍过着相当拮据的生活，其中不少人仍过着相当贫困的生
活。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浪费是挥霍，实质上是缺乏同情
心，缺乏那种在上者体恤在下者的同情心，没有守住作为统治者所应守住的道德底
线。昔日汉文帝先是想建一座露台，后获知所需费用相当于10家农户的资产，便取
消了动工的计划。如今一些领导人为摆那个派头、为挣那个面子而花掉的票子，岂
止相当于10家农户的资产，至少相当于10万家、20万家农户的资产。不过，话说回
来，这两者是不能相比的。虽然他们都是搞政治的，但前者搞的是那种“长治久
安”的政治，后者搞的则是那种“人亡政息”的政治，甚至是“人未亡政就息”的
政治。
汉文帝很看重自己所作所为能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能不能给子孙留下一些好东
西，能不能给自己留下一些好名声，即很看重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东西。他无疑
得到了丰厚的历史回报：他参与建构的汉王朝成了中国史上国运长久的大王朝，他
本人的名字也列入中国史上光彩夺目的的名君榜，他享有了“永恒”。如今一些领
导人似乎不大看重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东西，而很在乎眼前的一些东西，很在乎
眼下政局能否不出大事，很在乎眼下自己能否享有荣华富贵。从他们对眼下的事过
分在意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未来的事缺乏信心，对他们去世后或下台后的事缺乏信
心，所以一旦抓到大权就不会轻易放手，或佯装下台而实欲“垂帘听政”，并为此
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
四、农民起而反抗讨还公道
执政党如何对待农民，不仅是一个道义问题，一个有关执政党讲不讲信用、有没有
同情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利害问题，一个有关执政党能不能维护治下安定的问
题。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农民阶级无疑是最能吃苦的阶级，无疑在忍受苦难方面有着
巨大的韧劲。不过，他们的这种韧劲，不是象皮革所具有的那种韧劲，那种没有多
少刚性的韧劲；而是象某些金属所具有的那种韧劲，那种有着很强刚性的韧劲，即
承受压力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刚性断裂，就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即是说，中
国农民在忍受苦难挤压方面，是有一定限度的。过了这个度，他们就不再会忍受
了，就很可能起而反抗了。
中国农民反抗压迫是有传统的，并且是有惊人成就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
国家能够象中国那样，爆发过那么多次数的农民起义，以及那么大规模的农民起
义；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象中国那样，屡屡由农民起义来调整社会关系，甚至更替
王朝统治。无论是尼罗河流域的农民，还是印度河流域的农民，都比不上黄河流域
以及长江流域的农民富有反抗精神。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忍受苦难方面堪称世上最有
韧劲的农民，而且在反抗压迫方面堪称世上最有刚性的农民。
中国农民反抗压迫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程度上看，有的止于抗暴，有的进而施
暴，以暴易暴；从规模上看，有的是零星反抗，有的是聚众反抗。零星反抗者，或
为操扁担锄头，横行村中，打财主，揍保长；或为操真刀真枪，聚啸山林，打劫富
人，挑战官方，骚扰一方。聚众反抗者，或为抗盘剥，反恶霸，抗赋税，反贪官；
或为抗王法，反皇帝，打起替天行道旗帜。
在当今中国，农民零星反抗的事，已是此起彼伏了。各地都有村民被逼而愤杀乡干
部事，各地都有盗匪横行事，其突出者当数张君李泽军案。至于农民聚众反抗的
事，虽不多见，但还能看到一些，至少能看到一些雏形，如湖南江西屡屡发生大规
模农民抗暴事件：数村农民、乃至数乡农民因不堪各种盘剥和欺凌而聚集起来，拿
着扁担锄头围攻乡政府、乃至县政府，打干部、砸牌子、烧房屋、与防暴警察对
峙。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湘赣地区是历史上最先闹红军的地方，是执政党最初发家的地
方。对于执政党来说，农民零星反抗是不足为惧的事，农民大规模反抗则是十分恐
惧的事。前者犹如湿疹，虽全身上下都可看到，但只病及皮上，而未伤及肤下。后
者则犹如溃疡，虽只出现在身体某一部位上，但已伤及筋血，并很可能发展为严重
溃烂，先烂肢体，后烂脏腑。后者既能引起社会持续动乱，又能引起社会广泛同
情。与此相应，后者既能大量消耗政府的物质资源又能大量消耗政府的精神资源，
尤其是它的合法性资源。一个执政党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结果遭致人民暴乱，无疑
是十分尴尬的。
中国农民对于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不仅有反抗心，而且有报复心；不仅会抗暴拒
恶，而且会施暴行恶。他们一旦翻过身来，也会压迫曾压迫他们的人。过去别人怎
样苛待他们，如今他们也会怎样苛待别人，受之于他人，又还之于他人，甚至加倍
奉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古时农民起义都是既抗暴又施暴，其中不乏有打砸抢者，甚至有烧杀奸淫、无恶不
作者。近世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既抗暴又施暴，对地主老财实行红色恐怖，如毛泽东
所述：“小质问”、“大示威”、“带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
逐”、“枪毙”……“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
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
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
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
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反对
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
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使土豪劣绅颤
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
上一只脚，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参见毛泽东《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1964年版一卷本，第17～20页，第26～28
页）。
受压迫者会报复人是不难理解的，甚至受压迫者会过度报复人也是不难理解的。他
们既然不被别人当做人，也就不把别人当做人。当力不如人时，他们不得不趴在别
人的脚下，任人蹂躏；当力能制人时，他们也会把别人踩在自己的脚下，任意践
踏。并且，他们此时对别人的践踏程度，很可能要超过别人过去对他们的蹂躏程
度。因为，他们长期被置于非人的生存境况中，很可能已积聚起许多非人的心理怨
恨，已养成了许多非人的行为方式。因此，他们一旦被逼得铤而走险，就有可能把
他们已积聚的那些非人的心理怨恨渲泄出来，把他们已养成的那些非人的行为方式
施展出来，从而会做出许多令人心惊肉跳、目瞪口呆的事情来。
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大都是农民起义军横行的时期，如秦末、汉末、隋末、
唐末、元末、明末。这些混乱世道与那些农民起义互为因果：一方面，混乱世道把
农民逼得造反；另一方面，造反农民又把混乱世道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他们也干起
杀人放火的事来，既杀贪官污吏，又杀自己同类；既烧楼堂亭阁，又烧文献典籍。
中国历史上烧房子烧书烧得最多者就数造反农民了。当今中国似乎也面临这样的问
题，即许多农民因遭遇不幸而积聚怨恨并欲宣泄怨恨的问题。虽然农民大规模宣泄
怨恨的事还不多见，但农民零星宣泄怨恨的事常有发生：如一些卖春小姐，有意将
自己的性病传染给那些肆意蹂躏她们的人；如一些爱滋病患者，蓄意将自己的血液
扎针给那些看起来春风得意的人；特别是一些蹲过牢狱者，决意将自己的怨恨倾泄
给整个社会，走上了彻底地反社会的道路。
一个失去了做人尊严的人，是一个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人：既能不讲廉耻地待
己，也能不讲廉耻地待人；既能糟践自己，也能糟贱别人，尤其是能糟践那些曾糟
践他们的人。既然长期以来你们都不把农民当人，那么有朝一日你们就不要抱怨农
民也不把你们当人。很可能，此时农民对待你们的野蛮程度，比起此前你们对待农
民的野蛮程度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中国，已有相当数量的重大恶性案件，
是由一些心怀不满的农民或来自农村的人干出来的。最突出者，当数张君李泽军集
团。他们搞出的多是诸如杀人抢银行之类的惊天大案：既不把生命当回事，拔枪就
射；也不把国法当回事，想破就破，肆虐湘鄂川黔，闹得南中国一片惊恐。
总之，无论是从道义尺度上说，还是从功利尺度上说，执政党都应该善待农民，至
少应该重视农民问题；尽可能保证农民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各种权益，至少要防止
农民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离心力量。只有给农民以公道，才能给社会以
安定。但愿中国改革与中国农民是一种什么关系的问题，最终不要成了一个“成也
萧何，败也萧何”的问题。
〔转载自《中国民主党通讯》： http://www.cdjp.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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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民主通讯】200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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