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              总有一天,回归到不需要暂住证的旧时代


吕柏林按: 

这是一篇谴责收容遣送制度和新闻专政制度有一定深度的控诉文章。但是,作者同
时把收容遣送制度长期为非作歹的责任怪到农民头上,却是完全错误的。他指责:
“长久以来,人们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人们,对于现行收容遣送政策视同自然而然,
即使对屡屡发生的收容致死人命事件有非议,但也是一事一议,没有人想到使用法
律手段维权,不会期望根本性的改变。古人说,民不告,官不究。数千百年来,中
国农民形成了“饿死不告官,冤死不告状”的传统,并渗透到骨子里。”

显然,作者根本不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情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有几分依法办案?有几个审判权人敢依法办案?有几个
审判权人敢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敢不维护“稳定压倒一切”的压顶国策?有
几个审判权人不是恃权枉法、倚法营私?——只要审判权人需要,即使是最高法院
主持召开的会议纪要都会成为“法律”。

二、几乎是所有审判权人都不敢与宪法为准绳,拒绝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司
法解释等,同样不敢拒绝与法律、法规相悖的次级法规、规章。

三、对收容遣送权人的诉讼是民告官的行政诉讼,除非被收容遣送的人不是收容遣
送对象,否则结局只能是败诉。

四、收容遣送办法是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收容遣送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政
制度的一个分支制度,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行政诉讼,属于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
为《行政诉讼法》严禁的诉讼,哪个法院敢受理审判?这哪是“民不告,官不究
的案件?

五、告状的目的是胜诉,通过胜诉消火出气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虽然“亏本生
意没人做”,但能胜诉而出尽恶气的亏本诉讼,绝对无人不愿做,农奴也不例外。
调查一下25年来诉讼案件中农奴占原告的比例就知道,他们不是逆来顺受、忍气吞
声的顺民,不是“饿死不告官,冤死不告状”的愚民。农奴不告收容遣送制度,恰
恰证明农奴的智慧。 

六、如果孙志刚不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而是普通的进城找工、打工的农奴,谁来为
他奔走呼号,谁来替他做长篇报道?没有这些,又怎么震动全国、震动中南海?


100岁的巴金想死却死不了,新华社的一篇通讯说,“一切热爱和尊敬他的人,谁
忍心他安乐死,谁又权利应允他安乐死。我们只有祈祷,奇迹在巴金身上发生。”
常人道,活着真好。巴金说,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如此矛盾的事情,对于23岁的农村青年宝中来说,实在是弄不懂,世道为什幺这么
不公平,人与人之间的反差那幺大。他到北京打工,想留也留不下来,可有人居然
认为活着是一种惩罚,偏偏想死又死不了。

宝中是我认识的一位来自河南信阳的小伙子,在北京以收破烂为生,年纪不大却已
经有两个孩子了,“在村里,有孩子就有地位。会做人就是会造人。农村人养老都
是靠自己造出来的孩子。”

有次我搬家,请他帮忙,自然聊起了收容遣送的事情。他笑笑说,他一年中被遣送
两次已经很幸运了,他哥哥“倒霉透了”,被遣送回去,刚刚回来就在火车站查着
没有暂住证遣送回去,多花了一份冤枉钱。其实,他知道,即使有暂住证也难免被
遣送,收容有指标,他无法改变这一切。

由于被收容,生命被折腾,多花冤枉钱,我总以为他会产生对不合理收容制度的怨
恨和指责,但他没有,仿佛收容一次像身上被蚊子咬了一下,拿巴掌拍拍就过去。
他说,他有自己的办法对付被收容遣送,他们乡从信阳来京收破烂的多半沾亲带
故,一人有难,大家相助,他们河南人被收容以后一般不会挨打。他被收容后,本
来是遣送回信阳的,由于有亲戚拿钱作保,火车到安阳他就下车了,省了一半的路
费,然后又折回北京了。仿佛一场游戏一场梦。

宝中想的很简单,在北京收破烂总算是有个落脚点,起码能够养家糊口。若回老家
不来了,挣一分钱都难,孩子谁来养?养不起孩子,自己老了谁来养?

所以说,虽然北京有严厉的收容遣送制度,但像宝中这样在城里尝到甜头的农村青
年还是很向往,百折不挠,无怨无悔,只是为了守住自己的一方收破烂的“地盘”。

记得鲁迅先生这样分析国民性:“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
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
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
敢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对于宝中来说,北京严厉的收容遣送制度,还没有到了让他们倾家荡产、九死一生
的地步,所以他们折中了,认同了,承受了。花开花又落,春去春又回,他们虽然
很无奈,但似乎已经很麻木很习惯了。至于公民权利为何物,什幺才是更激烈的改
革主张,恐怕与他们无关了。

长久以来,人们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人们,对于现行收容遣送政策视同自然而然,即
使对屡屡发生的收容致死人命事件有非议,但也是一事一议,没有人想到使用法律
手段维权,不会期望根本性的改变。古人说,民不告,官不究。数千百年来,中国
农民形成了“饿死不告官,冤死不告状”的传统,并渗透到骨子里。

农民集体无意识,但并不意味着全民无意识。今年4月,恶果不断的收容遣送制度
因“大学毕业生孙志刚收容被殴打致死事件”被新闻界曝光,一石激起千层浪,引
起了全国人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报报道,5月14日,三位30岁的法学博士俞江、
腾彪、许志永站出来了,他们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
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国务院1982年
5月12日颁布,目前仍在使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宪法和《立
法法》等法律相抵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该《办法》。这或许是以后彻底废
除收容遣送制度、建设公民社会、促进政治文明的一个良好开端。感谢新闻媒体所
进行的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所涉及的问题高举真诚的道德责任感,使得普利策
的这句名言有了新的注脚:“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
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
暗礁,及时发出警报。”作为媒体——大众的代言人,民意的眼睛,关注中国的未
来就应该关注最广大农民的未来,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就应该是建设最广大农民的现
代化。如果社会发展到今天,最广大农民仍然享受不到社会文明的福祉,中国的繁
荣只能说是少数人的繁荣,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说是少数人的现代化。

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谁知道流浪的痛苦辛酸,遍体的伤痕满腔的仇冤,啊!游
子的心中啊,啊,盼望春天……
”总有一天,我相信,像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19
23年巴金到上海不需要暂住证一样,我们的新时代也会很快回归到他们自由迁徙的
旧时代。

如果说非典告诉人们,新闻自由与民众的知情权对于民众的生命安全,乃至全世界
的健康和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孙志钢事件也告诉人们:新闻自由对于公民
的人身安全、基本权利和社会公正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媒
体把孙志钢的冤案向社会曝光,孙志钢的冤死将会无人知晓。谁能说得清,五十多
年来中国有多少冤情被埋没?多少冤魂含冤九泉呢?

──朱学渊提供于200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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