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 中国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
中国是个农业国。中国军队有着强烈的农民烙印。常说解放军的大陆军意识浓重。陆军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农
民。因此解放军还算一支农民军。农民军怎么能不关注农民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农民的问题一天不解
决，解放军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很少有人把中国军队和农民问题结合起来看。其实这二者密不
可分。你看，解放军最大的兵源来自农民。他们的素质基本是农民的素质。他们的观念也是农民的观念。部队中
乡土观念很重，还有山头主义，无一不是从农民习性上派生出来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它成军至今，快八十年了，基本没打过败仗。纵观中国历史，解放军
能够媲美秦军、汉军、唐军，早期清军，比宋军强，比明军强，比晚期清军更强。我们面对的敌人总是比我们装
备好，无论是蒋军、美军、印军，但为什么解放军战无不胜？这个原因恐怕还要从农民身上寻找。中国农民数千
年来艰辛劳作，劳动强度极大。天灾频仍。环境恶劣。农民与天争食，特别能忍饥耐劳。这样的人一旦从军，能
迅速形成战斗力。锄把子和枪把子是联通的。他们也许没有远大的理想，也许不懂高深的技术，但最能吃苦。作
风顽强。农民根植于大地。解放军在地面上不让任何一支劲旅。到天空和海洋上也许是另一回事。朝鲜战争中，
解放军进攻时除了吹冲锋号，还敲锣。美军士兵最怕听见那刺耳的锣声。每忆此景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农村里庙
会跳大戏的。解放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荣誉，本质上讲是应当属于中国农民的。
中国农民，主要是汉族，世世代代的劳作形式是农耕，终生脸朝黄土背朝天，他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脚下这块土
地。他们缺乏游牧民族那种广阔的视野，更缺乏渔牧民族也就是海洋民族那种开拓的勇气和精神。中国军队历史
上很少有远征，哪怕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很少，便是此理。唐朝军队也许是个例外。唐朝实则是鲜卑人的王朝。
只是有人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鲜卑是马背民族。初期清军一往无前，马背上得天下。后来它向农耕文明投降
了。晚期清军不堪一击。它是在马背下失去天下的。
一、用观念战胜观念
“三农”肇始于这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农民问题。
中国自古至今一直以农业立国，农民人口非常庞大，对社会的稳定性极其重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问题解
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变流民。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这个称呼古
来有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就被统治阶级污蔑为“流贼”。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另一个称谓我们耳
熟能详：“盲流”。其实，“盲流”和“流民”有血缘关系，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
定。流民有两种，一种是有根的，一种是无根的。无根的更具破坏性。解决办法是让他们生根。
今天，中国的农民问题很严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面临无数的困扰、焦虑和难题，而最大的世纪性难题是
农民问题。我在同一位中央首长谈话时曾提到过“农民危机”这个词，我不知道有什么词能比它更准确。读不懂
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中国。毛泽东在打天下时特别重视农民。他的法宝是农村包围城
市。中国共产党起于贫瘠的农村。革命成功了，革命万岁。农村依旧贫瘠。贫瘠的农村今天会不会再起革命，这
个命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民的革命性决不能低估。湖北的红安县走出了两百多个将军，全是农民。两位国
家主席也是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文章如山，事例如海。李昌平就是咱们湖北人，他的书《我对总理说真
话》是一个制高点，《中国农民调查》是另一个制高点。这些书我都看过，但感到不满足。他们疾呼有余，深思
不足。过多的现象掩盖了过多的本质。激情取代了冷静。农民问题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何在？我们应当从根本
上找原因。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纺织业是中坚力量。后来一度纺织工业大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他们寻找原因，发现问题出在羊毛上。羊毛供不应求。羊毛少是因为羊少了；羊少了是因为草少了；草少了是因
为授粉的蜜蜂少了；蜜蜂少了是因为破坏蜜蜂的老鼠多了；老鼠多了是因为猫少了。所以，英国人从养猫开始，
将此作为恢复纺织业的发端。猫多了，老鼠少了；鼠少，蜂多；蜂多，草多；草多，羊多；羊多，羊毛多。纺织
业重新振兴。这一历史事实应当对我们有启迪。
中国农民的“猫”是什么？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什么观念？歧视农民的社会意识。此观念存在已数
千年矣！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不公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
中国虽然是个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链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
植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包括深植在农民自己心中。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贪官犯罪后，在法庭上请求宽恕时，都
说只要能留他一条命，他哪怕下乡种地都可以。种地的怎么啦？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的观念在作祟。农民
莫非连罪犯都不如？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向毛泽东乞求时都说过相同的话，更不用说其他人了。现在城里人
犯了罪，惩罚措施之一仍是吊销其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本不是什
么“接受再教育”，一是惩罚，二是转嫁城市危机。所以文革结束后，它首先受到纠正。
美国有种族歧视，中国有阶层歧视。城市越大这种歧视越严重。有个农村人来北京探望亲戚，刚出北京站，一股
冷风吹来，他打了个大喷嚏，鼻涕喷溅在地上，顿时从斜刺里冲出来五六个“小脚侦缉队”，人虽老，声音洪
亮，说他随地吐痰，要罚款五元。农民嘟囔一句：“北京人怎么这样？”老太太厉声道：“那谁叫你来的？你从
哪儿来到哪儿去呀！”农民内急，找厕所，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还得买票。卖票处距厕所有几百米。农民心想：
果然是首都，厕所都像个衙门。乘公共汽车，虽说是无人售票，可一个形象很泼辣的女孩把在门口，用一根竹竿
啪啪地敲打，喊着：“投币！投币！”到亲戚单位，门卫就像警察似的，审犯人一样地审问他：哪儿来的？有介
绍信吗？和要找的人是什么关系？农民气极，返身就走，发誓永不进京。
都说美国妖魔化中国，我看中国人自我妖魔化倾向最严重：后人妖魔化前人，大城市人妖魔化小城市人，群众妖
魔化领导，当然有时领导也妖魔化群众，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妖魔化工人，然后这些人一起加起来妖魔化农民。
可悲的是，农民一旦变成非农民，也立即翻脸，加入妖魔化农民的行列。
这种歧视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根源还得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我认真思考过，中国文化中有两个东西对形成这种歧
视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一是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
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统治者都极其重视人口数量的多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古代
战争都是打规模，驱民作战。打规模就是打人口，换句话说就是打农民。毛泽东说：“人少好吃馍，人多好干
活。”就是这种规模思想的体现。于是，人口越来越多。中国现在所以可以被称为无可争议的“大国”，最过得
硬的指标就是人口世界第一。历代统治者从来把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视为竞争的资源，视为实力，而不视为“
人”。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有哪一条是为农民说话的？统治者利用农民来改朝换代。一个时期被战乱消耗掉的人
口，在和平时期里总是被加倍地生产出来，一直达到另一个饱和点，便又发生新战争；人口再减，再制造。绵绵
不绝的人口为统治者的私欲提供支援。朝代换来换去都是一样的面孔。农民被驱来赶去都是一样的悲惨命运。
第二，中国古代所奉行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都是反智的，也就是说都是愚民的。维护皇权非愚民
不可，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愚民首先是愚农民。在中国实行数千年之久的小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不仅是封建王
朝的保障，也是愚民的最佳策略。农民的生存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农民而言，生活是什么？就是为生而
活。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到贫穷的陕北采访一个放羊的青年农民，问他： “放羊干什么？”农民答：“挣钱。”
“挣钱干什么？”答：“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儿。”“生娃儿干什么？”“放羊。”“放羊干
什么？”“娶媳妇。”这已成为中国最经典的对话之一。古老的亚细亚式的农业环境使农民一代一代地异化。聪
明才智在这种异化中消失殆尽。人性也在这种异化中变形。在小自然经济方式中，你的得益就是别人的损失。你
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高兴不能与别人分享，而痛苦必须传染给别人。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农民的葬礼，农民在
哭死去的父母时，惊天动地，泪飞顿作倾盆雨，仿佛非要把亡人哭醒，下决心不让死者安息。我后来明白，这其
实是一种即兴表演。把高兴微缩，把痛苦放大。西方人的葬礼完全不同。他们在承受痛苦时，尽量忍住眼泪。他
们认为悲伤属于自己。他们总是把高兴与别人分享。
农民对土地眷恋越深，封建王朝的统治就越巩固。农民的视野很难逾越过自家的田头。改革开放初期，我曾说过
这样一句话：“一亩三分定天下。”当时实行包产到户，很多农民分到了一亩三分地。不要小看这一亩三分地，
就是这块地，农民就很满足，惬意，在那里精雕细刻。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令人感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
大学读书，有一次去“支农”，逢长江发水，荆江分洪。数十万农民必须抛弃土地，搬离到很远的地方。明天就
要分洪了，可当天夜里，很多农民还返回地里打了最后一次农药。我久久不语。这种恋土情结虽令人唏嘘，却是
反智的。农民只有彻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一会儿还要谈到。
坦率地讲，我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处理农民问题亦有重大失误。毛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的。他在咱们湖
北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我认为他写的第一篇革命文章是《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他本人也是不折不
扣的农民。他也是依靠农民打下的天下。但悲惨的事实是，近几十年来对农民的歧视有增无减。对农民的压榨迫
害之酷烈，也是仅见的。今天中国农民问题那么严峻，其实种子是在毛泽东时代就种下的。共和国领袖以农民之
身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农民的事。这是国家之幸还是不幸？还是毛主席说的好：“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包
括教育毛泽东这个农民本人。
李昌平《我对总理说真话》一书对现实的观察相当敏锐，但对历史的评述却有偏差。他否定现在，肯定过去，尤
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政策。这很不准确。五十年代我们的作法还不如历史上某些统治者。专制王朝有
时还会让农民休养生息，可我们简直不让农民喘口气。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被强迫着立即加入互助社，高级社，
直至人民公社。农民深恨公社。因为这是变相地不花分文地把农民手中的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并以“剪刀差”
形式巧妙地占有农民全部的剩余价值。有一组数字，很说明问题：从1978年到 1995年，国家财政总支出，从112
2.09亿元上升到6823.72亿元，增长了6.1倍；而用于农业的支出从150.66亿元上升到567.22亿元，增长了3.8倍。
但同期内，国家财政总收入由 1132.26亿元上升到6242.20亿元，增长5.5倍，其中农业收入由31.65亿上升到362
.05亿元，增长11.4倍。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比例在增长，但社会对农民的反哺比例却在衰减。农民彻底沦为
无产者，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就是“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起，
首先拿人民公社开刀。再接着，就是“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灾害”、“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
被重创，伤亡之惨重，我的著述中多次提及。即便如此，农民还是忍耐下来。有一次，向越南运送粮食的车辆在
四川境内被一群饥饿的农民拦截。他们爬上车，割开粮袋，捧起生米就大嚼大咽。一农民看到粮食上有“援越”
字样，立即大喊：这米吃不得，是给越南兄弟的！所有的农民立即住手，连吃进嘴里的米都吐了出来。还把口袋
缝好。多好的农民呵！当年为马寅初平反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看到了有关马寅初的案卷，感慨万千，含泪说：“
共产党应该起誓，不能再迫害知识分子了。”我觉得这话用到中国农民身上也合适。
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灭亡。我们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
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死死摁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
制中，农民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底层。只要祖上是农民，就有可能世世代代沿袭下去。鲤鱼有“龙门”，农
民有“农门”。要想跳跃“农门”成为城镇户，农民们像刘邦一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
的人不愿出去。一道户口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多数农民在这道沟前倒下。少数人过来了，旋即加入挖沟的大
军。这种户籍制度距现代文明太远了。户口之墙与其说建在世上，不如说建在人的心上。宫希魁有篇文章《用大
视野审视农民问题》里，有句话很深刻：“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没有‘工
作’。”农民自己也这样认为。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单位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
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则不需要。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
可以干农业。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选用临时工的规定》明确提出：“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
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从此，“盲流”这一带有巨大侮辱性的称呼成为农民的耻辱和
标记。毛泽东可能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民国初期，他可以无需带任何手续就外出求学，甚至
拿着一封私人的信函就到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我们歧视农民的观念无处不在。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纳税群体，可农民却享受不到任何纳税人
的待遇：没有公费医疗，没有养老保险，更没有城里人那么多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待遇。试问，这公平么？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歧视农民的观念。用观念战胜观念。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考题，我们要交
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要从剖析和改变中国文化入手。光治表不治里是没有用的。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在农民问题前
翻了船。毛主席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前翻了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的休养生息。然而，今
天，改革的思路即将用尽。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恩惠即将用尽。时代在发展。昨天不代表明天。改革开放初期，农
民较过去而言富裕了许多。在那段时间，家已经与集体、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还是在荆江分洪区，1998年大
洪水时，农民自发地保卫家园，决不后退。没有人来号召和鼓动他们，全是自发。村干部说：谁比较富裕谁就比
较积极。“不用喊，上堤跑得跟兔子一样快。”今天，改革深化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我们必须与时代同步。
二、把八亿农民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
高金钿在谈到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安全真正的目的与其是寻找战斗或战争的胜利，不
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把这个观点套用到农民问题上来，我觉得与其帮助农民解决一个个具体问
题，不如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农村的战略态势是什么？我认为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安全需要战略家。
解决农民问题何尝不需要战略家？战略家是强者，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世界，改变世界，这是愚蠢的。
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高金钿称此为“替天行道”。整个中国的潮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
潮流绝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
制，她的上层建筑不变行吗？她的基层和最底层不变行吗？如果不变，不是旧的上层建筑吃掉新经济，就是新经
济吞噬旧的上层建筑。邓小平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就是此理。
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党和政府的事，又不全是党和政府的事。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不能把这批人纳入政治体制改
革的轨道中来，那么你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在中国生根。顶端和末梢同时发动，两场战
役，胜利会师，乃中国世纪之幸。两场战役目的相同，形式不尽同。顶端搞党内民主，末梢搞村民自治选举。可
以有先胜后胜，甚至允许失败，却不允许不打。只要投入战场，就会形成高金钿说的“有利的战略态势”。
“农民参政”问题。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不，是从我心中跳出来的。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程
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开明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而现在，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
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有一种看法，上层先把政治体制改革弄妥了，再普及农村。这颇类似一些经济学
家前几年提出的“淋下效应”。
洗澡时喷头淋水，浴缸满了，自然就漫出来，润泽其它地区。当时提出这个观念是针对西部发展的，核心为：不
管西部，一味发展东部，东部大富，西部自然会被带动。“淋下效应”用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是不合适的，这样做
是不能够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有句玩笑话：我们乡下人才开始用纸擦屁股，你们城里人已经用纸擦嘴了。一个看
似粗鄙的玩笑反映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农村已经开始进行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现在的这种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选举尚不能构
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这种选举还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我指的
是推动者。农民往往对选举抱无所谓的态度，参与意识极其淡薄。第二，允许和推动这种选举的人或部门意识深
处有私秘：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少，离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大利益核心地位甚远，因而运作起来阻力
小。这种心态决定了这种选举的“做秀”成份大于实际内容。第三，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有待明确。从政治
常识上讲，通过上级组织部门选拔和任命的干部，大部分情况下只对上级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上级给的。村党
支部就属于这种情况。通过广大群众选举的干部应该对群众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群众给的。村委会就属于这种
情况。但现在的状况是，党支部权力垄断。在农村真正说了算的不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而是村党支部。村
委会在重大决策上必须听命于村党支部。这样做也许在中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党领导一切，但会损伤村民的选
举积极性。现在农民对选举的热情已减。他们由热烈变为冷静，由冷静变为冷漠，由冷漠变成冷酷。再加上有些
地方操纵选举，让民主走形式，搞口服心不服，或搞“手服心不服”。
不久前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村里搞选举，一个谋求连任的村委会主任，民愤极大，外界都认为他肯定会落选，
但他在发表竞选演说时非常自信，口气也特别武断。他说：“我已经当了一届村委会主任，该捞的已经捞得差不
多了。如果你们不选我而选另一个新手，他没尝过当官的滋味，捞起来肯定比我更厉害，更贪婪，你们就永无出
头之日了。”村民们果然认为理由充足，真的就选了此人。有人听到这故事时笑了，我根本笑不出。这故事反映
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对选举的冷漠，二是农村的腐败问题已到了不得不引起关注的程度了。这或许是政治体制
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许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
前不久，我专门利用休假时间到一个贫困县去看乡村选举，碰到一个农民，我同他聊起来。他告我：“吃不饱
饭。”我说： “种地还吃不上饭呀？”他说：“我不种地了。”“为什么？”他说：“种了还不够给那些当官
的呢。这也提成，那也提成。这也缴税，那也收费。种了地收点庄稼自己都不够吃。”我问：“这样的官你可以
不选他呀。现在不是有乡村选举吗？”他说：“选举？谁选他了？他的官位都是掏钱买的！谁掏钱多谁当官。一
个选的也没有。上面命令谁当啥谁就当呗。”他说他们乡的书记用贪污的钱买了个副县长的职务。
在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无几。也许有数量上、方式上的差距，但质量肯定一样。腐
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已经不是个人道德的考验，而是整个农村政治制度的疏
漏。全国都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全国逾八成以上的财富掌握在不到两成人的手上。农村情况更甚。
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猛于虎。农民最根本的负担在于供应城市居民低价粮及低价工
业原料。政府则对主要农产品的购销进行垄断。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主要谈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
官与民的比例，成了农村社会的大肿瘤。农民要养庞大的官僚群体。这又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是传统
的农业社会，基层政权无非是一个县衙一个县太爷，两三个师爷，几个衙役而已。但今天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未
变，你看看我们寄生在农民身上的基层干部增长了多少？数量惊人，不，骇人呵。就举咱们县为例，一个小小的
贫困县，光衙门就有几十个。还不包括乡镇到村那些小衙门。衙门再小，也是衙门。衙门不大，蝗虫不少。编制
动辄上十上百。享有特权的蝗虫们的胃口又出奇的好，“三百座名园一扫一个空”。我亲耳听到农民说这样的
话：解放前压在我们头上的是三座大山，而现在压在我们头上的是数不清的大山，根本透不过气来。书记，你给
我说一下农民究竟有哪些税要缴纳？你想到多少说多少。
农民要向村里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是最基本的。还得交乡镇政府的计划生育费、乡村道路修建费、抚
优费、烈属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农民苦不堪言。当年我去河南一个县出差，
这个县竟然还有向做馒头的人收费的“馒头办”。收税天经地义，但税费太多，或太高，会抑制人们的劳动积极
性，国民收入反而会减少。有谚曰：“这达标，那达标，都要农民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不管农民怎么
办。”“身上三把刀，镰刀、犁刀和税刀；头上三个霸：村霸、乡霸和税霸。”而他们交纳的税费，首先在最基
层就遭到腐败糟蹋一遍，继而被层层糟蹋。叫“轮奸”也不为过吧。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任职
的四川。有一个女孩子，税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中部一个贫困县的某乡镇担任税务员。该乡镇位于万山丛
中，农民居住分散。女孩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艰辛跋涉，去各村收取那微薄的税款。有一天，她翻了四座山，趟
过三条河，几次掉进冰冷的河中，只收了三块一毛六分钱的税款。回到镇上已是掌灯时分了，税务所所长见她风
尘仆仆，动了恻隐之心，说：“走，跟我出去吃顿饭。”所长带着女孩来到县城，走进一个饭馆。女孩被里面的
情景惊呆了：乌烟瘴气，杯盘狼藉，乡镇的干部大部分都在，一个个喝得醉熏熏的，大呼小叫。女孩怯生生地问
所长：今天是不是有重要活动？所长笑了：“有什么活动？天天如此。”女孩愣了半晌，突然返身冲出饭馆，面
对着阑珊的灯火，放声大哭。她到现在手里还紧紧攥着今天收来的三块多税款呀。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只有一个感
觉：共产党从此失去这个女孩子了。
大吃大喝？这是权力腐败。这就带出了我要说的第二点：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会带来绝
对性腐败。我的看法是，腐败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腐败，一种是绝对性腐败。民主制度也无法消除一般性腐
败，而专制体制必然造成绝对性腐败。这两种腐败区别何在？一般性腐败源于人性内在的贪欲，源于道德自律的
丧失，权力制度的任何缝隙都将孕育腐败的种子。而绝对性腐败则直接产生于权力制度
因为垄断性的权力制度的本身就是腐败的最佳土壤。一般性腐败产生于个别的腐朽分子，而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
整体的制度。为什么所有的农村都有大吃大喝？为什么大多数农村群众与干部都尖锐对立？其道理就在于此。
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农民，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怀的。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
变成一个既得利益的政党，不可能真正关心贫困者。这样说肯定是错误的，但许多党的基层组织肯定存在这种倾
向。跟印度等其它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者不但衣食无着，就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只有任人宰割。
农村的两极分化比城市毫不逊色。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阻碍了农民对发展的参与。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视察
了秋季黄河水灾的灾区山东省东明、鄄城二县，发现那里有些乡镇干部的豪宅比解放前的地主庄园有过之而无不
及。胡锦涛问张高丽：“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高丽说：“这是腐败和渎职行为。”胡锦涛说：“说明白
些，这是犯罪行为，要逼农民上梁山。”我们经常教育人民包括农民，要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对国家充满信
心。但腐败将一切教育击得粉碎。当前贪污和腐败，似乎有种紧迫的、时不我待的意味儿。正是在腐败分子身上
体现出的这种紧迫感，使老百姓每每觉得这些干部首先对事业、对国家没有信心了。如果他们对国家有信心怎么
会那样？有次吃饭，一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对我说：“贵党党员首先自己不相信党，要老百姓怎么相信？”他微
醉，居然称我党为“贵党”了。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情况相当了解。他讲了一件事：前些日子回家，他看
见一个本家的叔叔，手里拎着一只鸡，去给乡镇干部送礼。他问叔叔干啥去，叔叔说：“干啥去？我^_^送鸡去！
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开枪打鸡。国民党来了，那些兵进院子抓鸡。土匪来了，到鸡窝里掏鸡。现在好啊，村
干部不抢不抓，你主动给他送去。”
农村本来就存在着两大问题，耕地锐减和人口激增，再加上腐败问题，三个问题激荡冲撞，极有可能爆发危机。
中国的人口问题自清中叶之后已相当严重。太平天国运动产生就与人口压力直接有关。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
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进行民主选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进行包括农村在内
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上层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
到来。
解决盲流问题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盲流处理得好，是国家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①这些人在当地都是
富余的劳动力，精力无处发泄，如不允许他们走动，势必在当地聚集滋事。②他们流到外地，一门心思赚钱，就
无精力旁骛了。③盲流多来自贫困地区，他们每年寄大量的钱回家，无疑带动了家乡经济的发展。四川打工仔和
打工妹每年寄回去的钱，接近全省的财政收入，有人说还超过了。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城市的生产结构也发生
了深刻变化。城市已不像以往那样非常容易地消化源源不断涌入的农民打工者。同时，农民打工者由于户口门槛
不能享受城市设施和福利，没落为城市边缘人，成为无恒居无职业的游荡不定的数量惊人的无产者群体。一个农
民，如果离开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
便剩下破坏和毁灭。前年我曾到深圳监狱里访问过一个农村民工的死囚。他这样对我说：“我们这些人生来一条
烂命，吃不饱穿不暖，受人歧视，死无所谓。”显然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的心态，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
向。这些人一无所有，所以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有句话说：知识分子怕共产党，共产党怕农民。个中
滋味，很令人回味呢。
好几年前就有人谈论“陈胜吴广”。那是对农民领袖的呼唤。我对改革开放至今的农民领袖问题做过研究，我认
为农民领袖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领袖是从农村宗族中产生的。在同一地域的农民，由于土地、水源、山
林在一起，往往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利益共同体。表现形式上就是宗族势力。同时，家族色彩
也很浓重。第二阶段，农村领袖是带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典型人物是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有一位打过
仗、负过伤的高干到大邱庄参观，质问禹作敏：“有了钱就搞特殊，你凭什么坐这么好的车？”禹作敏的“坐
骑”是奔驰600，价值百万。禹作敏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带着穷人打富人，而我，是带着穷人变成富人。”第
三阶段，也就是今天，农村中崛起了一个农民领袖群：“减负代表”。湖南、江西等省近几年影响较大的农村群
体性事件中，台前幕后都有人组织操纵，这就是“减负代表”，又叫“减负英雄”。他们为数虽少，却无不一呼
百应，具有“翻江倒海”的能量。这些人的特征是：一般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大多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一
定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境较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对国家有关农业的文件和政策比较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
处理农村群体事件的基本态度。
发生的几起农村群体性事件，在处理时就明显感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影子存在。当时称他们是“黑手”。错了，他
们不是“黑手”。这些人应当称作“红手”才对。比起乡村那些腐败的干部，他们不知要好多少倍。他们一般不
骂共产党。就是骂，也是“儿子骂老子，有口无心”。如果乡村自治选举能把这些人选为领导人，肯定有益。我
老家安徽宿县有一个村是有名的“上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上访过。组织他们的人就是一个“减负英雄”。后
来在选举中，把这个人选为村委会主任，这个村子从此再也没有上访告状的。这个问题再一次涉及到政治体制改
革。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而这
样做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民参与到社会政治中来。中国的改良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缺少人民的参与。邓小平的
改革为什么胜利，就是广大人民全身心充满热情的投入。
农民民主与农民素质。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种表达
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
怎样做才能使农民参与政治体制改革呢？至少有三点：一、大砍衙门，砍它个落花流水，砍它个头破血流。此乃
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农民减了负，才有政治热情，正面的政治热情。负担如虎，农民也会产生政
治热情，那就是负面的政治热情。所以，精简机构特别精简基层机构的问题，务必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上
来看。二、对农民而言，这权力，那权力，首要的是受教育的权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普遍的贫困和文化水平
低下，是很难产生民主的。农村一切问题都与教育有关。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的不公平。农
民意识的基本四要素是：“愚”、“穷”、“弱”、“私”。这四点互为因果。李国文曾说过，中国的所有的事
情都坏在农民意识上，这话确实是不错的。农民读书少，知识就少；知识少，就多生；一多生，就受穷。越穷越
生，越生越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对一千多个农户做过家庭婚姻状况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青年的通婚
圈子直径范围不超过二十五公里，其中仅在六公里范围之内的就占了近百分之八十。社会学家称为“小盆地婚
姻”。十几年过去，这种状况改变了多少？基本没改变。很多青年农民婚姻对象的第一选择是本村人，因为大家
相识，知根知底。这样的婚姻最牢靠。第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给农民以公平待遇。今天中国充斥着许多不公
平，但最被漠视、命运最悲哀的是人数最多的农民。李昌平含泪上书：“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我觉得此话应
改为“要给农民以公民待遇。”国民和公民在本质还不完全一样。英文“公民”一词中就含有城市的意思 ──
CITYZEN。民主的前提也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国民意识。虽是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我们应当在尽可能短的
时间内把八亿村民变成公民。因为缺乏公民意识，农民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虽极多，却无组织，没
有凝聚力。不是洪流，也不是人海，而是黑压压的乌合之众。八亿农民居然没有代表自己的组织形式。你看，我
国工人有工会，它是正部级单位；文艺家有文联，正部级单位；作家有作协，也是正部级单位。学生有学联，企
业家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唯独农民阶层是个例外。为什么不能成立“全国农
会”，像“全国工会”一样？
有一个人叫董时进，可能你没听说过，他在1947年时成立了一个“中国农民党”。他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他
的一些观点到今天还值得探讨。譬如他说：“华北有剥削性，而江南没有。”“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
的。”“农民只是在分得土地后，暂时的情绪高涨了一下，过一段时间就是会低落的。”他反对我党的土改政
策，因而遭到批判。1949年，中国农民党在北平解散。
我党在夺取政权时，各地都有农会。夺取了政权后，反而抛弃了这种组织形式。一个靠农民运动起家的政权，如
果忘却和背叛了农民，终将会面临来自农民的挑战。1993年3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
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全国所有农业大省和主管官员集合在北京，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
蜂起。几天后，他便卸去一切职权，回到家中颐养天年。十二年过去了，万里的批评犹在耳边，可农民问题依然
严重。
三、让农业真正走向市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后，我国的政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行割断了自古以来中国农
村和城市之间的自然流通。表现在政治上是确立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制身份制度，农民沦为二等国民。
在经济上，从农村汲取过多。把农民作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劳作主体，却不是农业经营的利益主体。国家在奠定
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中国既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肯定长期
以来是经济的主体。农民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由于农民阶层处于分散状态，由于千年以来的歧视农民的观
念作祟，由于政治体制的缺陷，农民长期以来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无法成为社会利益分
配的主导者和操纵者。
为什么说今天的中国农民还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呢？有三个原因：①农民只有生产自主权，没有不生产的自主
权。按经济学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农民在无利或微利时，应当可
以选择不生产以规避风险。但目前农民不能自主，说明农民尚不能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还在服从一种意志经济。
②农民只是义务主体，而不是权利主体。③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产前、产中、产后），只有“产中”的权利，产
前和产后有利可图，却被权力部门垄断。比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再高，农民也得买。因为供应渠道单一。价格
与市场脱节。农产品价格再低，农民也得卖。收购渠道依旧单一。不卖就只能烂在仓里。
鉴于此，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对立情绪越来越大。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说过一句话： “国家与家
庭永远是作战的。”讲的是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存在着永恒的冲突。以此来形容目下中国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很
贴切的。农民为国家创造了那样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在城里转化为条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城市人心安理得地享受
这些补贴，这些补贴却没有一点农民的份儿。农民在财产上的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构成了中国农民最显著的特
点。政府追求稳定，把大量精力放在城市，仿佛城市不稳定就是国家不稳定。农村不稳定总不如城市不稳定来得
凶猛。只要不酿成全县、几个县、几个地区的大规模事件，就不必挂心。
今天，农民问题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国家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可农业仍然被桎梏在计划经济的紧箍咒里。农
业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再说明白一点，农业还不能算一个独立的产业，还没有独立自主地进入市
场。八亿农民生产了农业产品，不知道市场在哪里。只要农业不真正地走向市场，农村就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农
村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农民就始终是土地的奴隶。只要农民是土地的奴隶，中国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小康
社会”，也就是说不能形成一个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没有宪政，就
永远没有真正的现代化。只要农业产品一天被市场边缘化，农民就始终是社会边缘人。
农村改革触及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问题，难度空前，但没有退路。好在中央十分重视，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一号
文件。上头重视了，你们下面千万别忽视。我不想开出解决农民问题的药方，但我有自己的思考。总起来说，就
是：要有大思路──彻底解放农民；要有大前提
── 给农民以公民待遇；要有新战略以社会发展为中心；要有新举措──社会反哺农业、反哺农民。无农不稳，
无商不富。不看重农民，要吃大亏。中央已深刻地看到这个问题，农民问题正被列入各项议事日程。中央决定在
五年内减免所有农业税，令人鼓舞啊。我说过这样的话：“农村的胜利不是最后的胜利。”但没有农村的胜利，
就没有其它的胜利。
我注意到，个体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媒体称其为“新农业革命”，即在农村实现“零税
赋”。这与中央精神是一致的。当然，“零税赋”只是可喜的第一步，后几步要紧跟上。光免税赋远远不够。其
实，每年征收农业税的成本相当高，甚至与农业税总体持平，再征收的话根本不合算。与其把“零税赋”看成是
经济行为，我看说它是政治行为也不为过。仅举一例，收税过程已使农村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许多农民印象
中，乡镇干部要么不上门，一上门就是收税的。
我想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深刻认清局势。真正在思想和理念上做到与时俱进。举例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解决了“主人”问
题，现在则要解决“主体”问题。
什么是“主人”问题？即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主义的农村，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农民为什么不
热爱土地？土地为什么种不出庄稼？为什么“十个社员九个贼，你不去偷你怪谁”？国营工厂工人为什么不热爱
机器？大庆油田赢利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高兴？大庆油田亏损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伤心？过去，生产队里死
一头牛，社员欢天喜地等待分肉。现在农民家里死一头牛，全家都会掉眼泪，会伤心地一天吃不下饭。是主人就
是主人，不是主人装不出主人。是主人就会爱惜国家的财产。是主人决不会盗窃自己的财产。改革开放二十余
年，“主人”问题已然解决。“主体”问题是新问题。农民虽然成了自己财产的主人，但不是自己产品的主人。
农业远未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土地、劳动力、资本应当自由流通，当然这种流通是以产业的自主和自
由为先决条件的。我只能提出这个命题，而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多多，比如如何打破现行农村治理体制对农业中
间环节的把持；如何打破现有的户口制度，使农民获得身份自由，从而导致农民直接走向市场，等等。这些都等
待农业专家来诠释。
第二，信息功能。农村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传递到高层决策部门，而这一点现在做得奇差。客观原因是，农村
偏僻，交通不便。农民少文化，素质低。主观原因是，担负主要信息传递功能的县、乡政府及村委会，囿于自身
利益，很难做到下情上达。一个乡镇干部就对我说，现在农村有两座金字塔，一座叫成绩金字塔，一座叫问题金
字塔。前一个金字塔是倒着的，从村、乡、区、县、市、省、中央七级，凡是成绩，比如粮食产量啦，扫除文盲
数目啦，节育人口数字啦，每上报一级，都要夸大虚报，以显示成绩。越往上越粗。“层层加水，水到渠成。”
“层层加码，马到成功。”这个弊病是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为了鼓舞士气，消灭敌人一个连，说消灭了一个
营。不想传到现在，遗害无穷。而后一座问题金字塔，则是顺立的，因为问题被一层层缩小。一路缩小上去，最
后缩到中央一级，问题只剩下小尖尖了。这个比喻真妙。
相反，决策部门的声音也被层层阻隔，农民们听不见或听不清。信息严重的不对称。上面知情，下面不知情。信
息对有权者透明，对无权者不透明。最终没有权力获得信息的当然是农民。
第三，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村的出路不在农业。我们要摆脱重农意识，逐步使
更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关键是如何盘活潜在的资源。
解决农民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尤其是，再过几年，中国农业将与世贸的农业政策接轨，这是中国加入WT
O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形势。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
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如强行接轨，很可能使中国农业危机提前引爆。这倒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
而是个世界性的农民问题。去年九月，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韩国农民李京海为抗议WTO
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在会场外自杀身亡。接着是场外涌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者，他们高举着“WTO杀
死农民”的标语牌冲击会场。韩国已是发达的工业国，人均收入一万美元。韩国的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
之十五，还享有政府的农业补贴，其农民尚且不能忍受WTO农业政策的冲击，那么中国农民能忍受吗？李京海留
下的遗言是：“既然活着不如死，就选择死。”我的韩国朋友说，这是一种至高无上、无法剥夺的最高权力。但
愿中国农民不要只有这种权力。
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实则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农业政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肯放
弃农业。在这一点上，美国最为典型。美国的棉花成本是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的两倍，但美国政府每年都对棉花产
业进行高达三十亿美元的贴补，使美国的棉花得以廉价倾销。哪个国家能与争锋？在今天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
口国都是发达国家，而主要粮食进口国却都是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是传统的农业国。中国的农产品本来
就没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与WTO农业政策接轨后，却挡不住发达国家对我的粮食出口。农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
我心里酝酿着一个解决农民的终极方案，还很不成熟，现在应当马上做的就是取消农民的一切负担。原因：①农
民参与国家竞争的需要；②中国农业GDP只占15%，却要养活70%的人口，这种结构面临崩溃；③对农民收费成本
过高已背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④ 按国际惯例，中国应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了。
最后，还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问题。人口是中国现代化一个长久卸不掉的包袱。我有一个感觉：人口在与土
地作战。出路何在？答案恐怕还得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寻找。打个比方，中国缺水，但以色列更缺水，几乎无
水，为什么以色列的农业位于世界前列？因为科技突飞猛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缺的不是水，缺的是科学。
中国农业只有依靠科技才能突破。我来自西部，西部贫穷的农村最缺乏的首先是观念，其次是科学，再其次是政
策，最后才是资金。
中国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的地方，我发现贫困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
身，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
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某地区的一个乡，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
的矿产值约40万。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
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
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矿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
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些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
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第二个故事：我去的一个贫困县，那里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
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
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
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
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地羞愧。很多人讲
保护环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经过长时间的思
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利益、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
讨：
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
家了。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一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
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
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
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
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不仅如此，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九十年代，
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
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
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
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
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
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
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
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
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
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金融制度
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从银行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
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
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
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
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
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百分之八点四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
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
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
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
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
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
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
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
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
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
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借了一
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
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也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
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
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
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
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
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
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
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
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
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
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
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
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了，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
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
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
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
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
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
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
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
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
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起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
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
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同共有。但农民的
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
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
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
亿甚至更多的钱。
干部制度
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
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
然是公款消费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
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干部制度也是个抽水机。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
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
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
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
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
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
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京城。很多人有理无钱，打得倾家荡产，
最后走极端，结果有理打成无理，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
我们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
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健康证等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
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
啊！
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
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
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保卫人民，就得给他钱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
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
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
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
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
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技术要追求高回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
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
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
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
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
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
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
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
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
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
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另
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
成无序的过度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
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
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
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
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30000元，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
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
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钱买，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
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
在不发达的农村我认为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
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们”之间的公开的、合法
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 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
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
农民干，实行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
设”资金的使用，和八十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
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
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
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
都是干部提名的。这样的代表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
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有些知青
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
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农民世世代代都浪费掉了——农民同城里人相
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歧视农民，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
有意或无意间这么形成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录自【不寐论坛】：http://www.chinaeforum.com/ShowPost.aspx?PostID=5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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