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 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
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是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的时间给它蒙
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然而它毕竟太真实。收在这里面的上百篇文章，还有几十
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学习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与文
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曾经据以领导过当时
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就是我们当时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
报。虽然我是新手，轮不上我写这书里面收的文章，我现在也没有能力辨认这里的哪篇文
章是谁写的。但是我还分明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
了：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
友渔、夏颧……。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就是当时的一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
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
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
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
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
任。
但是谁又骗了我呢？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
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
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
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的时候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
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
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
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
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经
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
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
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
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
能前进一步（《先声》第3页）；“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
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当时国内极难见到。我倒在成都地摊上买到过一本莫斯科
中文版）。它的普遍流传成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是更后的事情了。
此外，无论如何不能忘掉的还有斯诺的。此书于1938年出版以后，立刻风行全国。一个美
国人以客观的立场赞扬共产党，使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无不为之倾倒。我曾把此书介绍给一
位比我大四十岁而对共产党素无认识的老先生看过，他的评语是：“照这书里写的看，共
产党人不但个个是天兵天将，而且个个是大圣大贤。”这本书的作用，抵得过许多本一般
性的启蒙读物与理论著作。在这方面早两年出版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也是一个范
例，虽然分量与影响要小得多。
对当时的左派来说实际上有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当然是民族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价值就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而达到共产主义。照我
们相信的毛泽东的理论，这两者不但毫无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有没有民主这个价
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可以说实际上，并
无独立的民主这个价值。我们叫抗日叫得这么起劲，叫民主叫得这么起劲，实际上不仅为
着抗日，也为着革命。
有人发现《先声》九十多篇文章中绝大部分是在重庆发表的，在延安发表的不过十来篇。
在当时看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经是新民主主义了。
它已经是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
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
现在是人们渐渐了解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怎么样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完全罔顾人
权，违反民主的审干与抢救运动，制造出成千上万的“特务”的惨剧的事实了。老实说，
我当时在成都也看到过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是我一概不信，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的造
谣。后来到了延安，知道这是真的了，但是向我讲自己被迫承认是特务的故事的老同志，
也只是发发牢骚，当笑话讲讲而已。最严重的评语不过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绝
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做法提到违反民主、人权的原则上来的。韦君宜的《思痛录》，现在
读起来当然伤心酸鼻。但是她当时也还没有从原则高度来认识。
这正好证明了中国左派对现代民主毫无认识，也正好证明了他们除了抗日之外还有一个更
高的价值——革命的价值。毛主席说，为了革命必须把屁股转过来，也就是转变立场，他
们跟着做了，直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毛主席说，把他们打成特务是搞错了。
他们又跟着改口，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耻。“识大体、顾大局”是中国传统中极高的道德
标准，用现在还流行的话说，是“被爹娘打了一顿，你还能怎么样？”为了革命的利益，
个人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因为有着比抗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释。
1941年4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
签订了一个，里面竟然有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
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它对中国的伤害，正
如同1939年8月苏联同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
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连共产党的老朋友，沈钧儒、黄炎培、王
造时……这样的人也都向苏联发出了抗议。但是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
时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怎么反应的，只知道在重庆是由周恩来出面找那些有意见
的民主人士谈了谈，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这个社会主义祖国，决
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最后是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的，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之下一时冲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33页注2)为什么这样一件大事，轻易地就
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中
国的知识分于，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
现在可以看到1941年4月16日《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了，其中说：“苏
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州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
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
外蒙有利，即对于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
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
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
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
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75～77页）
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文件，但是不用看到，我也一定会拥护的。苏
联还能有错？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
对比尤其明显的是，1946年年初，由于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并且杀害中国工程师张莘
夫，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学生进行抗议游行。说实在的，其规模之“大”可能在中国
是空前的。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
摇着旗子喊口号。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捧外》。当时
苏军在东北抢掠奸淫的恶行，虽然我们这些左派不相信，但是中国人知道的是很多的，仅
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按兵不动，也就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风波。相对比之下，与仅
仅一个月前昆明的“一二 一”和一年以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生抗
议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势头之猛烈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
这两重价值说并非我的一己之私见。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在1940年在《新民主义义论》里就
公开声明：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
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
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
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80页）
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
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
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下来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
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经过二十多年的“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
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了”。
可能是中国百年来的处境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
的思潮——共产主义的思潮在中国传播特别迅速，特别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里说：“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
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
史时代。”说过“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他又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
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
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
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又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世界第一部分”，又
说，中国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人们
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55～704页）实际上这样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已经在1949年胜利，新民主主义已经实现了，以后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过渡了。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仍然认为应该实现新民主主义呢？新民主主义难
道不是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样必须由无产阶级，因此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么？
这个问题提醒我，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共产党
的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中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的狂飚中像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
同来解释。
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括组党）的自由
……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
论……？
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达到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在中国
实现，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榜样。为达到
目的，当然也不妨讲究一下策略，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权利当做最低纲
领招徕一下。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胜利得快，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本没有什
么诺言兑现不兑现的问题。
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
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可能觉得最费解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公
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中国内战。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
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
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告”。（《先声》
第101页到120页及以下）这些，以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
议。但是，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
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并行不悖的。
现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
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
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而对某些人作出过承诺的
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
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的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
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
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
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轻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
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
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
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
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
和泪实在太多了。
（2001）
——录自【民主通讯】，由【民主论坛】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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