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                     宪政的道理在书中，宪政的道路在脚下

听到楼梯响，何时人下来？围绕宪政的讨论已经历时两个多月，这个期间，我常常
想起屠格涅夫的《罗亭》。

我不想嘲笑和挖苦谁。对坚信宪政可以通过“制度安排”以实现的人们，其善良的
居心令人尊敬。类比只用于论证行动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宪政的制度性研讨所
讨论的是到了隧道那头我们将怎么办。本文着眼点却是如何避免停留并设法更快地
走出黑暗的隧道。

§§滔滔不绝是罗亭们的最大长处

罗亭的出现，使17岁的富家少女娜达丽亚心荡神驰。与娜达丽亚激情对话时的罗亭
有许多“秀”。他“突然把他那狮鬣般的头发向后一掠”，又说了：“我应该行动
起来。我不应该埋没我的才能，假如我多少还有点才能的话；我不应该尽说空话，
把我的精力尽浪费在空洞的谈话，浪费在毫无用处的空话上头……”。接下来，罗
亭的话“象川流般地倾泻出来。他美丽地、热情地、令人信服地谈论着，谈到怯懦
和懒散的可耻，行动的必要。他把自己痛责了一通，并论证道，还没有动手做事以
前就先发一番议论，是有害无益的”。

深处偏僻乡村的闺中、受过良好教育、个性单纯、感情丰富而热烈、满怀着为某个
不确定的崇高理想不惜献身的少女怎能不情动于衷？没几个回合，娜达丽亚发现自
己已经爱上了这个两个多月前还是陌生的中年男子。她决心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这
个看来注定要“做个有用的人”（肩负起莫名的伟大使命的人？），尽管他对她还
只是芬芳的薄雾，只是轻纱般笼罩的夜色。不顾母亲强烈反对，不顾一切，纯真的
少女已经决定了。在一个露水沾湿芳草的清晨，娜达丽亚踏着湿漉漉的小径，急急
地向他奔来。

§§临阵逃避是罗亭们的真本事

口水战中所向披靡、超凡出圣的罗亭先生怎么样呢？刹那之间，理想的巨人罗亭的
“自由的人格”消逝了。他没有不顾一切地迎接这个“纯洁的、热诚的灵魂”，根
本没有勇气站起来迎接这份理想的爱情。此时此刻，他心里占据主导的是担心，担
心因此而失去的东西：美食、沙龙中清谈客的地位、集中于身上的目光。开始他还
心存幻想，幻想贵妇人也许会看在他的才华的份上，主动把小姐“玉成”于自己。
当这种可能性破灭后，当得知沙龙的女主人绝对不能容忍他觊觎娜达丽亚后，罗亭
的解决办法便只有悲伤地呼喊，“为什么咱们是这么不幸！……您问我，娜达丽
亚　阿列克舍耶夫娜，我打算怎么办？我的头在打旋了──我什么办法都想不出
……我只是感到我的不幸……我真奇怪您怎么还能这么镇静！”

接下来的一段对话更是堪称经典。

娜达丽亚告诉了罗亭自己爱他。罗亭将自己的头紧紧抱在手里──而不是把娜达丽
亚抱在怀里。“德米特里　尼古拉耶维奇！”娜达丽亚说道：“咱们把时间白白浪
费掉了。请记住，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见您。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哭，也不是为了诉
苦的──您瞧，我并没有哭──我是来找您拿主意的。”

“我有什么主意可以拿给您呢，娜达丽亚　阿列克舍耶夫娜？”

“有什么主意？您是个男人；我已经信任了您，我还要信任您到底。请告诉我，您
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怎么办？您妈妈，多一半，会把我撵出去的。”

“也许。昨天她已经向我宣布，要我跟您断绝关系……但是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
题。”

“什么问题？”

“您看，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咱们怎么办？”罗亭回答，“当然，只有屈服。”

§§今天中国重见罗亭困境

毫无疑问，13年前那个夏天的价值不在于“说”，而在于“做”。那次的意义不可
轻估。它不是象现在某些不明事理的人所讲那样“延缓了专制的寿命”，而是从根
本上动摇了专制大厦的基础。但是现在，对这个“做”，某些失去方向和目标感的
“精英”们，迷惘在言说与行动之间，却似乎又回到了罗亭的困境。尽管如今纯粹
的“书本宪政主义者”已不多见，人们大多已经进化成了“实用宪政主义者”，或
者起码也是“文化（启蒙）宪政主义者”──十足的“头巾气”已很“珍稀动物”
了，罗亭那么样的可怜兮兮更加少见。向公众开放的宪政探讨，对于“在精英和群
众之间对民主的含义和好处达成共识”功不可没。然而，要避免停留并设法更快地
走出黑暗的隧道，仅仅停留在“共识”上是远远不足的，民主和宪政不可能活跃在
文本上，必须化为行动才有实在的意义。

如何打开理论与行动间的链接呢？我认为当前有四个工作十分急迫：

§§要重新界定“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

什么是合法？合法并不是以北京所定义的“恶法”为法，更不能在《行政诉讼
法》、《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这样的部门“恶法”面前止步。一切“恶
法”都是斗争的对象，而不是遵守的对象。如果什么都奉这些“恶法”为圭臬，我
们只能钻进“四项基本原则”的彀中。这即是说，斗争的范围不能自我限定在“守
法”的层面上，而应该果断地进入质疑“该不该守这个法”的层面。那么什么是合
法呢？我提供的答案是：合乎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一切斗争手段即为合法。这样
定义不是唱高调，不是不尊重“中国的国情”。

§§以国际公法为“法”有什么意义

把行为直接与国际法挂钩至少有三个好处：其一，两个人权公约是国际公认的“正
义程序”，按这个程序办事，并不会导致过激。相反，它可以使镇压者师出无名，
陷入有力无处使的窘境；其二，可以使我们避免无所作为的尴尬，有利于赢得公众
的理解和拥护，使民众看到努力的希望和方向；其三，有利于在国际上争取支持和
声援。争取国际上的帮助并非卖国。孙中山和早期的共产党都有这页历史。这个合
法还包涵一个意思，要最大限度地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它法律所留下
的有限空间。这叫作隔物传功，又叫做借锺馗打鬼。什么是非法？违反国际公认的
底线，采取恐怖的暴力的手段，即为非法。

§§以国际公法为“法”还有个现实作用

这个界定有着现实意义。1989年后，民情随着权力棒转圈，社会上有种舆论，把自
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都给否定了，都讥讽为激进，视为禁区，视为“爱闹事
的人”才做的傻事。这种观念有必要纠正。现在人们几乎一致公认，暴风骤雨式的
革命破坏力太大。不革命，还有没有达到革命效果的道路可走？上个世纪最有名的
非暴力运动的创始人圣雄甘地和马丁　路德　金博士，都把集会、游行、示威当作
达到目标的最有效途径，都采取过大规模的以和平方式出现的集会、游行、示威。
两个国际公约认可的文明斗争手段，是我们的天赋人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
念要回过头去与“国际惯例”接轨。

§§明确无误地确定民运斗争的对象

抛开文化意义上的不谈，现实中为争取民主宪政要斗争的对象，主要有三种：恶法
的恶执行者、恶法的恶立法者、恶法的恶条款。三者不可偏废。宪政研讨，是针对
改良“恶法的恶条款”而建构“善法”。这方面，现在的学人作得卓有成效。但对
于“恶法的恶执行者”和“恶法的恶立法者”，学人往往就无能为力。这种斗争要
借助于民众的力量。拉封丹说，力量造就权力。宪法要发生权力效能，必须具有行
动的能力，也就是要有权力，就必须掌握力量。在文明社会里，这个力量不是军
阀，不是枪杆子，而是社会法团。台湾民主运动的老将洪哲胜博士创新了一个“民
主运动的场论”。他所讲的“场”，主要指称“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场”、启蒙
之“场”。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理论进行扩大化应用。象农民请愿、工人罢工、学
生罢课、贪官激起民愤、重大安全死人事故等事件也是民主运动的“场”。不要看
轻这些偶发性事件的价值。很多历史都是由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改写的。工人农民
的有组织事件，表面看来很孤立，只是针对“恶法的恶执行者”的斗争。其实，这
正是底层民众组成法团参与社会博弈的预演，如果能够加以引导，使它在非暴力抗
争的道路上良性发展，进而演绎成全国性事件，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都将非同小
可。

§§汇集一切能汇集的力量争取言论自由

让更多人明白民主、自由的价值，特别是军队和底层容易被专制宣传蒙蔽的人士，
促使他们大范围的觉醒，可以有力地挖走专制力量赖以存身的土壤。这次对《互联
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的抗议，可说是深得人心；发起后短短几天内，签名支持和
参加的人数超过了200人。从签名者的分布来看，除西藏、内蒙等少数省份外，签
名者遍及全国各地。抗议活动的价值并不在于一定要达到废除这个“恶法”的目
的。那是不大现实的。它的作用在于以和平的方式向言论管制断然说“不”后，在
公众中带来的冲击波及其后续影响。不要小看这200人。1770年，对华盛顿产生过
巨大影响的民主派人士乔治　梅森说：全美洲能够接受独立思想的有识之士不会超
过5人，但正是这区区5人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的火种。随着时间的推移，抗议活
动的影响面还会扩大。这样的活动今后还要多进行。强权只会欺侮软弱，最怕强力
的反抗。言论自由的空间是要奋力争取才能扩大的。当汇集的人多了，反抗的声音
大了，强权的力量自然就会虚弱下去，言论自由的一天必将到来。

§§用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却须抱定决死掘进的信念

据《道-琼斯新闻》转载美联社7月24日香港消息，英国外交大臣杰克.司特劳
（Jack S traw）说：“言论和集会自由是绝不能妥协的。”杰克.司特劳的这番话
是在一份一年两度的香港发展报告中讲的。回归5年后，香港开始压制抗议，让这
些英国官员感到忧虑。我引证一个外国官员的言论，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游行、
示威、集会、出版、言论诸般斗争手段，虽然不为北京所喜闻乐见，却是公民权退
无可退的底线。这方面的斗争，没有退让的道理，半步也不能让。如果在这点上后
退，即为怯懦。要以不惜身陷牢狱的气魄，运用这些全人类都承认的斗争手段，坚
定不移地、无所畏惧地阻击强权，通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向全中国，向全世界
表达我们的民主诉求。

§§搞民主运动者不要心存幻想

在既得利益者的虎口中夺食，方式有许多。我说的只是一家之言。但一切事业要成
功，归根结柢是要付诸行动。东欧，苏联的宪政道路也是先有“事”，然后路才开
通。在做“事”时，要坚信我们是真正的“官军”，要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正义的，
所有阻挡非暴力民主诉求的才是“贼寇”，才是不义。有了这个自信后，遇事时还
要克服罗亭式的畏怯和软弱，不能讲起来滔滔不绝，临到事头却屎多尿多。

宪政不是天上的馅饼，不会自己掉到时代的嘴里。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任何人，“从
来没有救世主”，没有任何人能为我们送来民主和自由。不要奢望突然冒出个中国
的“戈尔巴乔夫”把民主和自由赏赐给我们。实现宪政的重担责无旁待地落在你、
我身上，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都要努力，坚定不移地干。

〔转载自《民主论坛》： http://asiademo.org/gb 〕

──录自【民主通讯】200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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