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                     宪政的道理在书中,宪政的道路在脚下


听到楼梯响,何时人下来?围绕宪政的讨论已经历时两个多月,这个期间,我常常
想起屠格涅夫的《罗亭》。

我不想嘲笑和挖苦谁。对坚信宪政可以通过“制度安排”以实现的人们,其善良的
居心令人尊敬。类比只用于论证行动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宪政的制度性研讨所
讨论的是到了隧道那头我们将怎么办。本文着眼点却是如何避免停留并设法更快地
走出黑暗的隧道。

§§滔滔不绝是罗亭们的最大长处

罗亭的出现,使17岁的富家少女娜达丽亚心荡神驰。与娜达丽亚激情对话时的罗亭
有许多“秀”。他“突然把他那狮鬣般的头发向后一掠”,又说了:“我应该行动
起来。我不应该埋没我的才能,假如我多少还有点才能的话;我不应该尽说空话,
把我的精力尽浪费在空洞的谈话,浪费在毫无用处的空话上头……”。接下来,罗
亭的话“象川流般地倾泻出来。他美丽地、热情地、令人信服地谈论着,谈到怯懦
和懒散的可耻,行动的必要。他把自己痛责了一通,并论证道,还没有动手做事以
前就先发一番议论,是有害无益的”。

深处偏僻乡村的闺中、受过良好教育、个性单纯、感情丰富而热烈、满怀着为某个
不确定的崇高理想不惜献身的少女怎能不情动于衷?没几个回合,娜达丽亚发现自
己已经爱上了这个两个多月前还是陌生的中年男子。她决心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这
个看来注定要“做个有用的人”(肩负起莫名的伟大使命的人?),尽管他对她还
只是芬芳的薄雾,只是轻纱般笼罩的夜色。不顾母亲强烈反对,不顾一切,纯真的
少女已经决定了。在一个露水沾湿芳草的清晨,娜达丽亚踏着湿漉漉的小径,急急
地向他奔来。

§§临阵逃避是罗亭们的真本事

口水战中所向披靡、超凡出圣的罗亭先生怎么样呢?刹那之间,理想的巨人罗亭的
“自由的人格”消逝了。他没有不顾一切地迎接这个“纯洁的、热诚的灵魂”,根
本没有勇气站起来迎接这份理想的爱情。此时此刻,他心里占据主导的是担心,担
心因此而失去的东西:美食、沙龙中清谈客的地位、集中于身上的目光。开始他还
心存幻想,幻想贵妇人也许会看在他的才华的份上,主动把小姐“玉成”于自己。
当这种可能性破灭后,当得知沙龙的女主人绝对不能容忍他觊觎娜达丽亚后,罗亭
的解决办法便只有悲伤地呼喊,“为什么咱们是这么不幸!……您问我,娜达丽
亚 阿列克舍耶夫娜,我打算怎么办?我的头在打旋了──我什么办法都想不出
……我只是感到我的不幸……我真奇怪您怎么还能这么镇静!”

接下来的一段对话更是堪称经典。

娜达丽亚告诉了罗亭自己爱他。罗亭将自己的头紧紧抱在手里──而不是把娜达丽
亚抱在怀里。“德米特里 尼古拉耶维奇!”娜达丽亚说道:“咱们把时间白白浪
费掉了。请记住,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见您。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哭,也不是为了诉
苦的──您瞧,我并没有哭──我是来找您拿主意的。”

“我有什么主意可以拿给您呢,娜达丽亚 阿列克舍耶夫娜?”

“有什么主意?您是个男人;我已经信任了您,我还要信任您到底。请告诉我,您
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怎么办?您妈妈,多一半,会把我撵出去的。”

“也许。昨天她已经向我宣布,要我跟您断绝关系……但是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
题。”

“什么问题?”

“您看,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咱们怎么办?”罗亭回答,“当然,只有屈服。”

§§今天中国重见罗亭困境

毫无疑问,13年前那个夏天的价值不在于“说”,而在于“做”。那次的意义不可
轻估。它不是象现在某些不明事理的人所讲那样“延缓了专制的寿命”,而是从根
本上动摇了专制大厦的基础。但是现在,对这个“做”,某些失去方向和目标感的
“精英”们,迷惘在言说与行动之间,却似乎又回到了罗亭的困境。尽管如今纯粹
的“书本宪政主义者”已不多见,人们大多已经进化成了“实用宪政主义者”,或
者起码也是“文化(启蒙)宪政主义者”──十足的“头巾气”已很“珍稀动物”
了,罗亭那么样的可怜兮兮更加少见。向公众开放的宪政探讨,对于“在精英和群
众之间对民主的含义和好处达成共识”功不可没。然而,要避免停留并设法更快地
走出黑暗的隧道,仅仅停留在“共识”上是远远不足的,民主和宪政不可能活跃在
文本上,必须化为行动才有实在的意义。

如何打开理论与行动间的链接呢?我认为当前有四个工作十分急迫:

§§要重新界定“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

什么是合法?合法并不是以北京所定义的“恶法”为法,更不能在《行政诉讼
法》、《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这样的部门“恶法”面前止步。一切“恶
法”都是斗争的对象,而不是遵守的对象。如果什么都奉这些“恶法”为圭臬,我
们只能钻进“四项基本原则”的彀中。这即是说,斗争的范围不能自我限定在“守
法”的层面上,而应该果断地进入质疑“该不该守这个法”的层面。那么什么是合
法呢?我提供的答案是:合乎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一切斗争手段即为合法。这样
定义不是唱高调,不是不尊重“中国的国情”。

§§以国际公法为“法”有什么意义

把行为直接与国际法挂钩至少有三个好处:其一,两个人权公约是国际公认的“正
义程序”,按这个程序办事,并不会导致过激。相反,它可以使镇压者师出无名,
陷入有力无处使的窘境;其二,可以使我们避免无所作为的尴尬,有利于赢得公众
的理解和拥护,使民众看到努力的希望和方向;其三,有利于在国际上争取支持和
声援。争取国际上的帮助并非卖国。孙中山和早期的共产党都有这页历史。这个合
法还包涵一个意思,要最大限度地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它法律所留下
的有限空间。这叫作隔物传功,又叫做借锺馗打鬼。什么是非法?违反国际公认的
底线,采取恐怖的暴力的手段,即为非法。

§§以国际公法为“法”还有个现实作用

这个界定有着现实意义。1989年后,民情随着权力棒转圈,社会上有种舆论,把自
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都给否定了,都讥讽为激进,视为禁区,视为“爱闹事
的人”才做的傻事。这种观念有必要纠正。现在人们几乎一致公认,暴风骤雨式的
革命破坏力太大。不革命,还有没有达到革命效果的道路可走?上个世纪最有名的
非暴力运动的创始人圣雄甘地和马丁 路德 金博士,都把集会、游行、示威当作
达到目标的最有效途径,都采取过大规模的以和平方式出现的集会、游行、示威。
两个国际公约认可的文明斗争手段,是我们的天赋人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
念要回过头去与“国际惯例”接轨。

§§明确无误地确定民运斗争的对象

抛开文化意义上的不谈,现实中为争取民主宪政要斗争的对象,主要有三种:恶法
的恶执行者、恶法的恶立法者、恶法的恶条款。三者不可偏废。宪政研讨,是针对
改良“恶法的恶条款”而建构“善法”。这方面,现在的学人作得卓有成效。但对
于“恶法的恶执行者”和“恶法的恶立法者”,学人往往就无能为力。这种斗争要
借助于民众的力量。拉封丹说,力量造就权力。宪法要发生权力效能,必须具有行
动的能力,也就是要有权力,就必须掌握力量。在文明社会里,这个力量不是军
阀,不是枪杆子,而是社会法团。台湾民主运动的老将洪哲胜博士创新了一个“民
主运动的场论”。他所讲的“场”,主要指称“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场”、启蒙
之“场”。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理论进行扩大化应用。象农民请愿、工人罢工、学
生罢课、贪官激起民愤、重大安全死人事故等事件也是民主运动的“场”。不要看
轻这些偶发性事件的价值。很多历史都是由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改写的。工人农民
的有组织事件,表面看来很孤立,只是针对“恶法的恶执行者”的斗争。其实,这
正是底层民众组成法团参与社会博弈的预演,如果能够加以引导,使它在非暴力抗
争的道路上良性发展,进而演绎成全国性事件,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都将非同小
可。

§§汇集一切能汇集的力量争取言论自由

让更多人明白民主、自由的价值,特别是军队和底层容易被专制宣传蒙蔽的人士,
促使他们大范围的觉醒,可以有力地挖走专制力量赖以存身的土壤。这次对《互联
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的抗议,可说是深得人心;发起后短短几天内,签名支持和
参加的人数超过了200人。从签名者的分布来看,除西藏、内蒙等少数省份外,签
名者遍及全国各地。抗议活动的价值并不在于一定要达到废除这个“恶法”的目
的。那是不大现实的。它的作用在于以和平的方式向言论管制断然说“不”后,在
公众中带来的冲击波及其后续影响。不要小看这200人。1770年,对华盛顿产生过
巨大影响的民主派人士乔治 梅森说:全美洲能够接受独立思想的有识之士不会超
过5人,但正是这区区5人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的火种。随着时间的推移,抗议活
动的影响面还会扩大。这样的活动今后还要多进行。强权只会欺侮软弱,最怕强力
的反抗。言论自由的空间是要奋力争取才能扩大的。当汇集的人多了,反抗的声音
大了,强权的力量自然就会虚弱下去,言论自由的一天必将到来。

§§用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却须抱定决死掘进的信念

据《道-琼斯新闻》转载美联社7月24日香港消息,英国外交大臣杰克.司特劳
(Jack S traw)说:“言论和集会自由是绝不能妥协的。”杰克.司特劳的这番话
是在一份一年两度的香港发展报告中讲的。回归5年后,香港开始压制抗议,让这
些英国官员感到忧虑。我引证一个外国官员的言论,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游行、
示威、集会、出版、言论诸般斗争手段,虽然不为北京所喜闻乐见,却是公民权退
无可退的底线。这方面的斗争,没有退让的道理,半步也不能让。如果在这点上后
退,即为怯懦。要以不惜身陷牢狱的气魄,运用这些全人类都承认的斗争手段,坚
定不移地、无所畏惧地阻击强权,通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向全中国,向全世界
表达我们的民主诉求。

§§搞民主运动者不要心存幻想

在既得利益者的虎口中夺食,方式有许多。我说的只是一家之言。但一切事业要成
功,归根结柢是要付诸行动。东欧,苏联的宪政道路也是先有“事”,然后路才开
通。在做“事”时,要坚信我们是真正的“官军”,要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正义的,
所有阻挡非暴力民主诉求的才是“贼寇”,才是不义。有了这个自信后,遇事时还
要克服罗亭式的畏怯和软弱,不能讲起来滔滔不绝,临到事头却屎多尿多。

宪政不是天上的馅饼,不会自己掉到时代的嘴里。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任何人,“从
来没有救世主”,没有任何人能为我们送来民主和自由。不要奢望突然冒出个中国
的“戈尔巴乔夫”把民主和自由赏赐给我们。实现宪政的重担责无旁待地落在你、
我身上,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都要努力,坚定不移地干。

〔转载自《民主论坛》: http://asiademo.org/gb

──录自【民主通讯】200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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