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万岁          曾受够了羞辱与刺激的中国呀，什么时候，你能真正地奋发图强？

我曾是农民，——城市父母经常吓唬孩子“不好好念书，长大送你去当农民”的农民。但
千万别以为我曾是农民，就以为我愚不可及，就什么都不懂。不是我夸口，我绝不比你们
城里人笨；对于农民的了解，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到底有多穷的认识，敢比多数政治家——
案头堆满了决策参考资料的政治家，更为清楚；今天的中国到底有多穷，为什么这么穷，
我也比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更清楚。

我这么说，绝不是由于我拥有什么足以自信的资本，也不是我比这些处在中国顶尖极别的
精英们更有智慧或更有学识——这方面恰恰相反。我所以这么自信，是因为我曾是农民，
与农村、农业、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说中国有多穷，是指人民有多穷，而且首先是指在占全体国民八成的农民有多穷。就程度
而言，我敢说，它已远远超出了国家领导层的了解。国家领导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经济
的真实状况几乎是无知的，也是无法依靠当前官僚体制摸清底细的。原因有二：

一、单个的农户在一年忙到头之后，尚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情况。不是他们糊涂到了这个份
上，而是他们要交的税、费、摊派及统筹款、付出义务劳动工等等名目上的付出（包括显
性的、隐性的付出）多得没法弄清，以至收支的帐目复杂到无法统计的地步。通常在年底
时，农民们才发现自己：又辛苦地熬过了一年，所得无几，甚至常常是负数。

二、高层领导们案头成堆的统计资料，是基层官吏大胆估计再由层层官僚加水的充水海
绵，没人知道其中的水分究竟有多大。你让他们不去注水，也难。因为，各级政绩全靠加
水来表现，升官加冕离不开加水手段的配合。可以说，长期以来，包括涉农统计资料在内
的国家统计局的所有统计资料，是全体官僚层层加水的海绵、充满诈骗气体的气球。

今年，我们的九亿农民的部长——农业部的部长居然说：总体上，我国农民已步入了小
康。我不知道，此说的依据是什么。我想，不是依据统计部门的数据，就是小康标准改以
贫困线标准为标准。

优哉游哉的高层“公仆”们，即使你们不愿深入农村又想轻松得到农民经济状态或生活状
态的真实信息，方法多的是，因为这类信息在华夏大地无时无处不俯拾皆是。比如：

1，查一查：沿着全国的铁路查一查。这是最廉价的成本考察中国国情的方法。甚至你们
不下火车就可看的清清楚禁楚：看那车窗外，火车道旁，农民操的是怎样的农具，凭着那
样农具的生产方式能不能脱贫致富，或者进入小康。

2，问一问：问问在城市谋生的民工：这么苦的活，这么低的薪酬，城里人都宁可失业也不
屑一顾的活，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

3，比一比：拿中国农民的脸庞、与阿富汗难民、与海地难民、与世界上任何动荡国家中
的难民比一比：是我们农民的脸更红晕、丰满呢，还是一样的沧桑、一样的憔悴呢？当
然，也可以比比他们的衣装：是我们的农民衣服光鲜一点呢，还是同样的衣衫褴褛？

如果你们懒的下乡，如果担心前呼后拥的随从和奉承官吏遮住你们的视野，还有办法了解
农民实情，就是找些农民出来作为参照，如抽出若干期《焦点访谈》节目中（或其它媒体
报道中的涉农新闻、比如毒酒毒猪油遇难事件中、矿井坍塌事件中）、因偶然的事件发生
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的农民镜头作为参照样本，此法相当于随机抽样法，应该符合统计
学所要求的客观性。

中国农民为什么这么穷。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中国政府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资源和资产，以及打发外国的乞讨；

二、中国政府至今根本看不住自己的钱袋子；

三、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钱袋子鼓囊起来；

四、即使知道，有权选择鼓囊方式的人坚决不采用。

对上述原因的表现，简述如下：

第一条，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国的援助给得太厉害，送人家东西太多。时间上，从建国初的
“一穷二白”（毛泽东语）一直到今天。送出去的东西，从天赐于我们民族子孙的矿藏资
源，到全民劳动所创造的血汗钱。援所谓的“非洲兄弟”、援东欧“社会主义明灯”、援
朝、援越、援柬埔寨的布尔波特“革命”等等，举不胜举，这儿不详细地说了。有宗援助
物值得一提——一种世界援外史上罕见的物资——大批人的鲜血——在我们和越南处于
“同志加兄弟”关系的时候，我们无偿援助越南总值200多亿美元物资的清单中就包含着
它。毛泽东一句“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的批语，我们国家就用火车皮——一节
火车车厢，把抽自瘦弱的中国人躯体的血液无偿赠送。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人
均所得长期处于几十至几百美元、（且至今仍未达到一千）、排序在全球第一百多位的国
家，如此大规模、大额度、长时间乐此不疲地援外，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从一具衰竭到奄奄一息而急需输进血液的躯体上大剂量地抽血助
人，这叫无毛鸡充凤凰——当然，赠送权人的体质并不衰竭，也不需抽一滴血——倒霉的
是老百姓，尤其是全国农村百姓。

这是种反常到令人不可理喻的傻瓜行为。尤其是发生在一个刚刚结束对日本、对八国联军
巨额赔偿（合计超10亿两白银）、而后又不间歇地处在征战状态国度。我们从史学界公认
的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开始，扳起自己的指头来数一数，我们度过了怎样的兵戎的、流
血的经历 ：鸦片战争、葬送清王朝之战、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其实
不止）、国共内战，粗略算来，苦难的中华民族征战了了几十年、流血了百余年。在这么
一个刚刚结束战乱、人民极需休养生息的社会里，却实施着这样的决策。也就是：当一尊
躯体处在迫切需要积存精力和元气的时刻，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举动，后果是严重
的。它使中国这尊躯体更长时间地处在贫血、亏虚、非健康的状态中折磨、受难。它使整
体的中国人更深切、更长久地陷于贫困的泥潭中苦受煎熬。（援外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
以后专文再述。）

现在，一些并不比我国贫困甚至比我国富裕的国家还在打着老算盘，以廉价无比的一声
“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以求我国政府的慷慨援助、优惠或债务豁免。我国政府居然变着
花样打肿脸充胖子，做乐施好善的施主，或与台湾比财气，借以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
间。然而，我国和台湾不一样，我们有大面积的贫困农民和下岗工人。

第二条　谈论这一条之前，我先来一个提问：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这个问题曾一直困惑着我。我们可是一个拥有四大项发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呀！
但现在，我的回答是：谈不上。试找一个切入点来谈这个问题。

当前的中国最缺什么？缺钱。从物质层面上讲。义务教育、医疗、科研、扶贫、养老、基
建……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处处能深切感到自己的囊中的羞涩，
以及缺钱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如此穷困缺钱，按最简单的思维：该把血汗钱（来自民众
的）保管好，对吧？但是，中国人管不好自己的钱袋！

为了了解有关中国贪污的情况，我上网搜索“巨贪”。键入这个词后，搜索结果真吓了我
一大跳。在中文雅虎网站，跳出了“巨贪”的相关信息有23700条。我敢说：一个人若试
图把它们看完(将信息重复的内容跳过)，那么，可以断言，他会累晕倒在电脑前——在他
看到第几百条的时候！

这仅是有关巨贪的信息。若搜寻中贪、小贪级别的资料，可以设想，耗尽你终生精力，你
都无法完成这种浩繁庞大的阅读量。

需要指出的是：你看到的仅是输入电脑的、已经败露了的贪污材料的介绍，它应该只是社
会实际发生过的贪污行为的冰山一角。

我随意地、跑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巨贪名录之后，不得不惊讶他们的气魄和胃口，也不得
不惊讶贪污行为是如此容易得逞。

请看：魏怀，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贪8000万；李乘龙，1600万；成克杰3000万；耿永
祥，苏州海关关长，一个电话，国家损失2000万；慕绥新，1000万……

难怪有人认为，施行公有制的中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是千载难逢、不可多得、不容错过
的贪污良机。公有制运作的通常办法是，把人民血汗的劳动所得集中起来进行处置，人民
却对此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那些公权人士（有时叫公仆）对公有财物享有“近水楼台
先得月”的天然便利。只要他想捞，得手便易于反掌。

看看民间是怎样评价出了事的高官的：成副委员长、胡省长他们若把捞钱目标不定得那么
高，只定在三五百万的话，把各方关系打点好的话，他们应该可以作到不显山不露水，
“伸手即被捉”的概率微乎其微，不会有什么事。看看报纸上是怎样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些
贪官们的丑行的：贪来的钱多得不得了，留着怕出事，于是使着劲狠命花。情妇十几个、
几十个地包养，女人上百上百个地玩弄。作为配套，还为她们购置无数栋用来藏娇的金
屋。

……

难道，号称“智慧的”中华民族真的找不出一种根治的方法，保管好来自全民血汗的钱袋
子，堵牢漏洞，以防止和杜绝硕鼠们肆意地、张狂地啃食？

这种可耻现象到底为什么长期能存在，并且还要存在多久？

我们国家的钱袋子里面尽管时常丢“西瓜”，但我们却有“智慧”用于：在最穷的人身上
捞“芝麻”。

比如说：

北京市有20万外地务工者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新近公布出
的调查结果。对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最底层的穷苦人，多年来，北京校方一直却要求他们缴
纳比本地人多出三至五倍的费用，才有资格踏入自己所掌管的校园。

设置如此高的准入门槛，把他们中的18 万人逼进了条件恶劣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学。
其实，简单地算算就会知道，不说多交，就是全免这些穷孩子们的学杂费，国家在财力上
也是可以作到的。一个北京孩子一年杂费约为400元人民币，按这个数值乘以20万，得出
总额：8000万元。听起来像是吓人的数字，其实，它只相当于魏怀这个没有“知名度”的
贪官一个人的贪污额，（他脏污的“成绩单”上创下的成绩得分远算不上是最高的）。如
果我们多挖出一个这样的贪官以及他藏赃的窝巢，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么一个贪官
的出现，这笔钱就出来了，根本犯不上往最穷、最不幸的人身上去琢磨，时不时朝他们宰
上一刀。

在我们这个两千四百年前就懂得“有教无类”可谓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施教理念（这一理
念今天也不落后，并已普及、施行到全世界）的国家，为什么还存在这种问题：在教育设
施（包括校舍）大量闲置的时候，有人宁可让教室空着，也不肯放本国的穷人进去？中国
的未来，真不靠他们建设？未来的中国若是不幸地遭遇了战争，真不靠他们扛枪上前线？
这难道是在一个“智慧”的民族里应该存在的事吗？这种事在世界上还能找得着第二起
吗？——我们“智慧”的人民呀，你们为什么只热衷于扛着“户籍”的大旗搞隔离，从来
都不愿去想一想、去干一干那些真正值得干的事？

我的插话好像离题了。其实没有。上述现象，无论是“富贵”者还是“卑贱”者都应该非
常清楚，如果这种态势得以继续的话，它只会导致中国离富强的目标越走越远。

第三条，对尝够了缺钱滋味的中国人而言，探索如何使我们的钱袋子尽早鼓起来的问题就
显得尤为迫切了。

在这里，我的话题只围绕着说一条：我们国家经济层面呈现出的最大问题，大量闲置劳动
力的问题。被闲置者，在经济上没有创利的机会，因而自然缺乏最基本的购买能力。不管
东西多便宜，不管东西多需要，最迫切的需要者们却买不起，只能望货兴叹。

而与此相对应，我们大量的制造企业（其实还有服务企业），只能惨淡地活着。

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却至今形成不了一个拥有象样规模的购买力的群体。如此，在
一个一直企盼富裕的国家里，它百业兴旺的局面就缺乏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因此，它
总是达不到目的。

一位叫王强的金融学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三亿人里，真正拥有购买力的也就两三
亿的样子。有一个来自权威统计部门两年前的数字或许可以印证这个估测：城市的市民为
拉动内需作出了“巨大贡献”：全国83%的消费产生在城市居民。这个短短的数据反映的
信息是异常残酷的：80%的农民，总共合计的消费额仅占17%！智慧的同胞们想一想吧：这
么多年，我们的农民是怎么熬过来的？！

（插句题外话，可以想见，城市居民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在短短的两年间，
国家又为他们加了几次的薪水。）

另有一个事实，有人在分析航空市场时发现：花在坐飞机上的消费额度，人口仅一千九百
万、只占我国人口的1.46%的澳大利亚与十三亿人中国相比，两者数字居然不相上下！

我私下的估计，全体中国人每年用于图书、电影方面的消费额，也大致和澳大利亚差不
多。作为电影人的冯小刚，他在评估中国的电影市场的时候也认为，中国只有二三亿人会
常去看电影。作为农村出身的人，我清楚，总体上处于很贫苦的我国农民，他们基本上不
会把极为有限的钱用于电影之类的娱乐开销上。说到这儿，我补充一句：当年上演电影
《泰坦尼克》，北京的电影院卖六、七十元一张的票，观众场场爆满；而我的家乡，一个
称作“鱼米之乡”的县城（绝非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县）的影院将该片的票价定为五元，
却张罗不来观众。

如果全中国的人都有中等的购买力，那么，中国的每一个行业都会兴旺起来。说具体一
点：同样的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它的收益会在现在的数值的基础上再乘以几个倍数。

遗憾的是，从建国至今，我们政府一直施行的是让国民的主体——让农民穷困、让农民丧
失购买力的政策。把农民捆绑在永无富裕希望的一亩三分地里。

如果农民永远这么穷困，那么中国永无富强之日。

我的看法很简单：立即放开政策，让我们的农民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一
样，拥有完全的、完整的、自主的、自由的经济权利。比方说，一个农民即使希望在城市
拥有一个擦皮鞋的摊位，或修皮鞋的摊位，你也应尊重他本应具有的这个经济权利。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农民即使采取这样被人瞧不上眼的方式来谋生，他也会比在老家
弄几亩地的生活强上好多倍。

可是，一直以来，没有人尊重、（执法者也不愿保护）我们的农民作为人、作为公民所天
生该有的“免于匮乏”的权利。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权利是“民享”里最根本的
“天赋”的权利；在国际上，这一权利是联合国重要文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着重强调予以保护的。另外，中国已加入该条约、我国的立法机构、人大常委会已审
议通过。应该说，公民可以视它为生效的国内法律，要求政府履行和遵守它对国际社会的
承诺。

几亿的人民长期处在“免于匮乏”这一的权利的缺失状态里，所以他们也只能处在无边无
际的匮乏状态之中，处在与穷困为伴的痛苦深渊之中，直至等到生命的终结。

中国的统计局从来不愿正视、不愿承认农民有失业，依据是农民每人拥有一亩多田地。他
们在计算失业时总会采取一个常用的、可笑的公式：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全中国的失业率。
但是注请意，国际上却不这么认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师谢国忠按照经济学方法和国际通
行惯例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失业率不低于20%，失业人数达到3亿。（这一数字远比我国统
计局的结论接近事实，但我感觉，它仍是比较保守、仍是低估了我国就业的严重态势。）

大家也许还记得，朱熔基总理于1999年访美时用英文背诵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的那
精彩一幕。可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一点：产生这个著名演说的那段历史，它给后来的
美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后废除了对美国最底层的劳
动力的束缚，允许其自由流动，促使为奴的黑人从种植园流动到工厂，流动到城市，美国
才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才出现了持久的发展与繁荣，才逐渐凝聚成了全球最强大
的国力。

今天，当欧盟、俄罗斯、日本为出生人口萎缩、为劳动力紧缺拉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一筹
莫展、忧心忡忡的时候，我们国家却在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为累赘，而任由其闲置、浪
费。

在推动让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设置这一问题上，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大力倡
导、大声疾呼过，可惜没有得到我们决策层的理睬。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下矿藏资源闲置，留给我们的子孙开发，却不能让我们的劳动力白白
浪费，让他们在贫困中衰老而死。

因为，劳动力是活的、不可储存的资源。

从人道与民权的角度和理由讲：毕竟，人来世上走一遭，不是为受穷受苦而来。政府呀，
请用行动来告诉国民：你们是有奔头、是可以期待幸福的。这不过分，是吧？

让国民去做真正有价值、能创造财富的事情吧！这样，他们的钱袋子、国家的钱袋子才会
同时鼓囊起来。

第四条，我就不多说了，它涉及到一个既得利益者对公私利益的选择、取舍的问题：有的
人，他们不是完全不懂国家怎样做才能富强的道理。但是，在面临复杂的、多重的选择的
时候，他们宁愿放弃国家的富强，也要首先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足，保住自己的富贵，保住
自己人上人的地位，以及在奴役“人下人”的过程中享受人上人的快感。


请别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一个残酷的规律在运行着、从来没有失效过：无
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贫困者注定要遭受羞辱和蔑视，直至你摆脱了贫困。——没有
办法，人类天性使然。在中国的城市，农民是这样，你看看农民工的遭遇；在外国的城
市，中国人是这样，你看看我们留学生的遭遇。

今天，我们各网站的论坛上涂满了讨伐日本人的言辞，和“为什么日本是劣等民族”的
“论证”。我想，你就是拿出了一火车厢的材料论证了你的论点，也不能改变多数日本人
对我们的轻蔑。（提醒同胞：请习惯去听自己不爱听的话。今天，一个日本人的年人均所
得，抵得上五六十个中国人年收入的总和。并且，实质上日本网民也在干同样的“论证工
作”。）

曾受够了羞辱与刺激的中国呀，什么时候，你能真正地奋发图强？什么时候，你能让每个
中华同胞有尊严地、扬眉吐气地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录自【中国农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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