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城市人，你内疚吗？

在《迁徙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一文里，我已谈到户口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最近媒体
披露了一件发生在广州的令人发指的事件。我忍不住想再多说几句。

1999年7月11日中午，27岁的农村妇女苏萍打工路经广州火车站，转车时被劫匪抢走内装
4,000元的行李。苏呼救无望，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悲剧就从这时候发生。两位巡警走过
来，称苏是精神病患，将她带走，后送到距广州市区30多里处的增城市康宁医院“收容
治疗”。被警方带走期间，苏身上另处8,000元也下落不明了。苏萍被关进这家医院的精
神病盲流病区，惨遭一群盲流轮奸。为掩盖罪责，警方销毁了案发现场的重要物证，并将
被指证的8、9个嫌疑人犯放走，还一口咬定“没这回事”。

就这件事指责警方，已毫无意义。事实上，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上演。就在我写这篇文章
时，成都市正出动大批警力，不余遗力地大抓“三无”人员。这是等级制度带来的必然恶
果。一个城里人，尤其是一个有权势、有文化的城里人，很难想象一个普通农民进城时的
迷茫、乃至恐惧。

中国拥有许多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户口制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人为地将国民划分为城里
人和农村人，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城乡差别造成了城里人和农村人
之间的心理落差。而城里人又在这种落差中找到了歧视乡下人的根据。我们的主流社会事
实上成了城市社会。从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最后到农村，构成了我们由中心社会
到边缘社会的梯级。而农民是这些梯级上的最艰难的跋涉者。农民的艰难数不清。农民进
城打工，辛苦一年半载，到头来一些无良老板用一句“没钱”打发，他们往往只有空手回
家。有了一点生意也难，在城里要交一份税费，村里那份税费还是免不了。更有执法人员
中的不良份子竟敢当着农民的面毁弃农民的合法证件，再以证件不齐为理由把农民送往收
容站！在苏萍事件中，苏拥有城市开具的所有证件。当两名巡警来带她时，她赶快拿出揣
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处务工证、珠海市的暂住证。但两个巡警看都不看，顺手扔了。在城
市人眼里，这些证件并不能说明什么。只要你是农民，他爱怎么办都可以。

漠视农民的权利与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政策有关。打破这种分割已经是大势所趋。但还
有那么一些部门、一些城市执迷不悟，保留、甚至增设农民进城的障碍。他们有一千条、
一万条理由，但抵不过一个理由：农民有权利进城。这种权利是天赋之权，不可交易、不
可投票决定、更不可由少数人或少数利益集团的一已私利而更改之。城市不单是城里人的
城市，是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国民的城市。城里人的祖辈不是农民吗？城市本来不是由农
村集镇发育而来、并借助农民的力量不断扩张的吗？就因为农民成了弱势群体，我们就有
理由漠视他们吗？20世纪初的袁世凯曾经为自己祸害老百姓寻找理由时说：谁让他们是老
百姓！难道我们能信奉袁世凯的信条而重复“谁让他们是农民”吗？

我知道，在农民问题上，与其他许多涉及利益关系的问题一样，道德劝说是苍白无力的。
将农民限制在乡村，将“盲流”赶出城市，服从的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大政方针。困
此，那些执法者在践踏农民的权利时，不仅没有罪恶感，甚至觉得在执行神圣的使命。将
农民拒于城市之外，社会就稳定了吗？农民进城不过干些下苦力、打小工的活，怎么会给
社会带来不稳定呢？真正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其实都是城里人。我并不是说城市人才是
天生的罪犯。我只想说：社会不稳定，并不是哪部份人造成的，而是制度使然。以稳定为
藉口拒绝农民进城，是极不人道的，也与追求稳定的初衷相悖。

米格代尔曾说过，农民之迈出现代的路程，往往是被逼无奈；现代化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手
段，扩大了农民的消费范围，但同时也使农民的家庭财务开支扩大。农民想尽一切办法改
善自己的财务状况，而进城打工是他们的办法之一。我们的现代化把农民“逼”出了乡
村。若不给他们开通很好的进城渠道，这不是很危险吗？


2000.9.7

——录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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