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再谈农民问题
拙作《我的父亲是农民》,讲述的是中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大年30发生的真实故事,
在网上公布后,竟然得到不少朋友的谬赞。一位生在北京、现居纽约的朋友在给我的电邮
中说:“虽然我不了解农民,但仍然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处境。毕竟,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
80%。无论对他们同情也罢、歧视也罢,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主人。”当然,也有“骂
娘”的,认为我不自量力,妄想当农民的“代言人”。其实,出卖农民利益的正是我这号
货色。特别是针对我文中提出的6点建议,网上一位先生竟然对我威胁道:“这些(指6点
建议)是你提出来的吧?小心玩火自焚!我们国家在前进中暂时存在某些困难,但不能因
为自己的一时不如意,就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年轻人,多做点实事,千万不要被人利用
了。”
我不准备揣测这位先生的身分。我更不准备同他理论。这种丧失了最基本的正义感和道义
感的人,已听不进任何理性的声音。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说几句公道话就是“玩火自焚”
的话,大概我应该建议当局把农民统统送上绞刑架,才不是“发泄对社会不满”了。我的
6点建议有无“过火”之处,重列于此,供有识之士批评。
(一)废除土地国有化。所有土地归耕者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城市居民暂不参与土地分
配。
(二)国有企业全部拍卖,所得现金或股份,平均分配给每个国民。
(三)废除户口制,国民有自由迁徙的自由。
(四)废除农业税和各种不合理摊派,不分城乡统一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起点城、乡一
致。
(五)精减政府机构,县级以下区域不设政府官员,实行居民自治。
(六)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分城乡、失业人口享受最低生活补贴,年满60的公民
享受养老补贴。
我的朋友王小宁先生认为,造成农民沦为二等公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实行普选;如果
实行普选,则没有一个政党敢轻视农民。普选固然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
如果不从根本上取消禁锢农民的户口制,以及在经济、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农民的不公正待
遇,农民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
今天,对农民的歧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或城市人会平等对待农民。甚
至在死亡面前,农民也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平等的权利。在著名的重庆綦江大桥事故中,城
市遇难者获赔4万多元,农村遇难者只得到2万多元。有关方面还振振有辞地说什么:“因
城乡之间的生活水平不同,所以赔偿额度就不同。”
生命难道说也有城乡之别吗?
有一位农民曾经悲伤地写道:“户口制度:中国特色的种群歧视。”生为农民,他一生最
大的愿望就是摆脱农民的身分。上星期天,我和妻子带着刚刚两个月的儿子回家看望父
母,母亲抱起孙子感叹道:“孙子,你的命好啊,生下来就是城市人。”在母亲眼里,生
为城市人就是最大的成功。
对农民的歧视还体现在经济上的残酷剥夺。就以税收为例,城市居民月收入超过800元
(据说起点还会提高)才会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作为农民,无论你有无收入都得交农业
税和诸多说不上名的各种摊派款。即使你早已离开了土地,到城里从事非农业生产,因为
农民的身分没有改变,你甚至要双重交税:除了正常的经营税外,村里的各项税费一分都
不能少。
一样的公民(其实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公民是不包括农民的),两种待遇,在中国的城乡
制度上,真是体现到了极致。对工业一个样,对农业另一个样。对城里人一个待遇,对农
村人另一个待遇。这种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引起的种种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重要的社会问
题。
户口制度犹如孙悟空头上甩不掉的紧箍咒。期盼取消束缚农民近50年的户口制度、实行城
乡居民公平的国民待遇,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心愿。如果那些大人先生不愿意农民的地位
提高,认为关心农民问题就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我只好闭嘴。
在一个没有公正和道义的社会,我真的无话可说。
2001.3.4
——录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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