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再谈农民问题

拙作《我的父亲是农民》，讲述的是中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大年30发生的真实故事，
在网上公布后，竟然得到不少朋友的谬赞。一位生在北京、现居纽约的朋友在给我的电邮
中说：“虽然我不了解农民，但仍然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处境。毕竟，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
80%。无论对他们同情也罢、歧视也罢，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主人。”当然，也有“骂
娘”的，认为我不自量力，妄想当农民的“代言人”。其实，出卖农民利益的正是我这号
货色。特别是针对我文中提出的6点建议，网上一位先生竟然对我威胁道：“这些（指6点
建议）是你提出来的吧？小心玩火自焚！我们国家在前进中暂时存在某些困难，但不能因
为自己的一时不如意，就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年轻人，多做点实事，千万不要被人利用
了。”

我不准备揣测这位先生的身分。我更不准备同他理论。这种丧失了最基本的正义感和道义
感的人，已听不进任何理性的声音。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说几句公道话就是“玩火自焚”
的话，大概我应该建议当局把农民统统送上绞刑架，才不是“发泄对社会不满”了。我的
6点建议有无“过火”之处，重列于此，供有识之士批评。

（一）废除土地国有化。所有土地归耕者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城市居民暂不参与土地分
配。

（二）国有企业全部拍卖，所得现金或股份，平均分配给每个国民。

（三）废除户口制，国民有自由迁徙的自由。

（四）废除农业税和各种不合理摊派，不分城乡统一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起点城、乡一
致。

（五）精减政府机构，县级以下区域不设政府官员，实行居民自治。

（六）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分城乡、失业人口享受最低生活补贴，年满60的公民
享受养老补贴。

我的朋友王小宁先生认为，造成农民沦为二等公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实行普选；如果
实行普选，则没有一个政党敢轻视农民。普选固然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
如果不从根本上取消禁锢农民的户口制，以及在经济、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农民的不公正待
遇，农民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

今天，对农民的歧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或城市人会平等对待农民。甚
至在死亡面前，农民也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平等的权利。在著名的重庆綦江大桥事故中，城
市遇难者获赔4万多元，农村遇难者只得到2万多元。有关方面还振振有辞地说什么：“因
城乡之间的生活水平不同，所以赔偿额度就不同。”

生命难道说也有城乡之别吗？

有一位农民曾经悲伤地写道：“户口制度：中国特色的种群歧视。”生为农民，他一生最
大的愿望就是摆脱农民的身分。上星期天，我和妻子带着刚刚两个月的儿子回家看望父
母，母亲抱起孙子感叹道：“孙子，你的命好啊，生下来就是城市人。”在母亲眼里，生
为城市人就是最大的成功。

对农民的歧视还体现在经济上的残酷剥夺。就以税收为例，城市居民月收入超过800元
（据说起点还会提高）才会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作为农民，无论你有无收入都得交农业
税和诸多说不上名的各种摊派款。即使你早已离开了土地，到城里从事非农业生产，因为
农民的身分没有改变，你甚至要双重交税：除了正常的经营税外，村里的各项税费一分都
不能少。

一样的公民（其实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公民是不包括农民的），两种待遇，在中国的城乡
制度上，真是体现到了极致。对工业一个样，对农业另一个样。对城里人一个待遇，对农
村人另一个待遇。这种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引起的种种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重要的社会问
题。

户口制度犹如孙悟空头上甩不掉的紧箍咒。期盼取消束缚农民近50年的户口制度、实行城
乡居民公平的国民待遇，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心愿。如果那些大人先生不愿意农民的地位
提高，认为关心农民问题就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我只好闭嘴。

在一个没有公正和道义的社会，我真的无话可说。

2001.3.4

——录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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