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洲 为什么中国历史不断克隆秋菊？
《秋菊打官司》在中国大陆红，有人认为“秋菊”代表了中国公民觉醒了的法律意识。
《秋菊打官司》在西方也红。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讲中国法律课时，就放映这部片子给
学生看。在我的印象中，《秋菊打官司》有点象西方人了解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教科
书。”
网络周刊《多维周刊》创刊号上登载了中国著名法律文化研究专家梁治平在5月22日哈佛
大学举办的《中国宪政化的本土资源研讨会上》对《秋菊打官司》这部片子传统和现代意
义上的解读，梁治平认为：这部片子及其对这部片子的一些评价“抹煞了历史的记忆。”
梁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秋菊”，“秋菊”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但
这些“秋菊”没有法治观念、这种“秋菊”与公民、法律意识之间没有联系。
尽管这部电影的导演在这部片子中刻意突出倔强的秋菊－－－农村妇女何碧秋，尽管聪明
的导演让秋菊撞上了全中国发生的好人好事。但我只能说秋菊是幸运的：她可以循着法律
铺设的权利救济道路顺利地为她的丈夫伸冤。打官司的“成本”并不昂贵，她只要不断出
卖家里的那点辣椒似乎就够了；村长虽狠，将她丈夫“要命”的部位打伤了，但是，村长
在她告状时，却没有再使坏，甚至愿意赔钱了断这段官司，只是实在碍于中国人要命的面
子没有给秋菊一个她说要求的“说法”；她不仅遇到了讲理又友善的乡村公安、更遇到了
对告状人好得不能再好、好得几乎不能让人相信的公安局长；在她告状的过程中，到处有
帮助她的好人，她也有幸没有被当作盲流或者因“扰乱社会秩序”被抓进收容所、拘留
所。最终，呼啸而来的警车把村长抓走了。权利得到捍卫了，正义得到伸张了。尽管如
此，整部片子仍然浑身透出身为中国人或者说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农民的悲凉。
在我看来，《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代表着一位农妇，也可以说中国农民的可怜。当秋菊
一遍又一遍地通过那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走向告状之路时，那随即鸣响起来的凄惨的旋律
让人觉得那是在剜心；那寂静的小乡村到都市的遥远、城市对一个村妇在心理和地理上的
遥远，那乡下人面对城市的迷茫恍如中国农民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有时候，我不得不荒
谬地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农民是中国人吗？
秋菊更代表了中国农民的渺小。电影中那大山背景之下的小村庄衬托着生活在中国无数小
村庄中的蚂蚁般渺小的农民。事实上，整个电影故事也是在说一个怀有身孕的农村妇女，
为了丈夫那“要命”的地方被村干部踢坏了，形单影子地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告状。茫
茫告状路，是秋菊的孤单、无助与寂寞！而唯一能够帮助她的是还是那位仍然需要秋菊照
看的妹妹。偌大的农村，有谁向她伸出了一只手呢？秋菊是在以一个村妇的个人力量对付
人间邪恶！。
一个只有倔强劲的农民，要讨回一个说法，电影终于让秋菊讨回了说法，但秋菊的故事会
完吗？梁治平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秋菊”，为什么中国历史不断克隆秋
菊，只是因为中国总是要让单个秋菊面对整个人间邪恶。
我们完全不需要把镜头向历史回溯，只要看看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秋菊还少吗？1989年
夏，黑龙江伊春铁力市天红村7岁女孩隋香，被装在她家菜地里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变压
器击伤，失去两只手臂，最后只能用脚洗脸、吃饭。为她到处奔走呼喊的是她那个对法律
一窍不通的爷爷、为她打官司的是她的一个表姐夫。最后因为《法制日报》、《焦点访
谈》的介入，及其上级机关的介入，使这件拖了10年的案件有了一个审判结果。
河北赞皇县邢郭乡西王俄村年逾古稀的刘珍子老太太是另外一位幸运的“秋菊”。四年前
她的儿子被县公安局收容审查期间致残，她带着秋菊所有的那份倔劲，经常天不亮就带上
干粮出发，步行30里到县城，或坐车到省、市上访，四年多来从未间断。正当她觉得“上
天无路、下地无门”的时候，1998年9月，刘珍子来到石家庄市纪委上访，这一回，她有
幸遇到了“当代包公”，纪委书记姜瑞峰。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黑
脸》中的反腐勇士的故事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该剧播出后，姜瑞峰成了一个“妇孺
皆知”的人物。刘珍子老太太儿子的案子最后就在他的过问下解决了。（江山“下访工作
队来了”《 经济参考报》 1999年1月4日）
1998年9月25日，郑州市金水区祭城乡农民曹海鑫被枪毙。北京文化界、法律界方成、李
普、杜道正、邵燕祥、张思之、张黎群、牧惠、谢和赓、翎、戴煌10位文化界名人集体出
面喊冤。（详细见《今日名流，1999年第三期）；河北赵县封家铺村，一位铁匠因为向北
京大学一位搞社会调查的学生反映支书公费旅游和增加农民负担，被支书派人打得遍体鳞
伤。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居然五、六遍远道跑到北京大学，请这个摇笔杆子的学生为其主
持公道。（ http://savechina.freeservers.com/weekly/9902b4.txt
，《电子文摘周报》，
1999年2月11日，总第14期）1998年，浙江省金华南马镇前宅村的247名村民告状无门，
转而向一个叫"腐败行为观察"的中国民间组织发出呼吁，要求为被南马镇派出所公安人员
无辜殴打至生命垂危的村民吴洪辉伸冤。（《世界日报》，1998年11月14日，A7）
无论是“秋菊”何碧秋、还是古稀老太太刘珍子或者是7岁女孩小隋香，曹海鑫、还是那位
没有名字的铁匠和浙江省金华南马镇前宅村的247名村民，他们的招致悲剧的最大因素之一
就是因为他们是原子化的农民。他们无依无靠，任人割宰。在中国，很多最悲惨的人间故
事或曰案子，大多发生在农村，而且这种故事往往与政府官员有关。试想，哪些曾经被长
期隔绝于城市文明之外的农民如何与能够行使暴力工具的政府抗衡呢？在这种农民与政府
的力量对比关系之下，秋菊讨回的说法不是张艺谋制造的电影画面上的奇迹，便是农民碰
上了转世包工。
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组织，即使是名义上的，甚至连曾经最让人瞧不起的个体户都有“个
协”，更不用说工青妇三大团体。但九亿中国农民却连个形式上的团体都没有。如果农民
有个什么组织，秋菊的告状路也许就不会形单影子了。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群体，居然就是世界上力量最弱的群体，这就是中国历史不断克隆
“秋菊”的最大根源。自80年代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的农民仍然是“一
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黄崇智：《长江三角州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第322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这种图象的更为形象的注解是：一个个赤手空拳的农民
面对成群结队的政府官员及警察。这些政府官员及警察可以专横地向农民下达命令，以合
法暴力为后盾剥夺农民的财产、人身乃至生命。
幸运的何碧秋， 可怜的农民。
发表于《多维周刊》2000年第2期
作者于2002年2月4日投稿本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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